钟启泉一纲多本 语文教材一纲多本 距离实施有多远
新课程标准颁布以来,语文教材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有人欣喜地看到语文教材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欢呼教材改革终于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作为一名一线的中学语文教师,笔者觉得这样的赞歌唱得为时过早。
首先,新编语文读本难以真正进入语文必修课课堂。 目前,绝大部分中学的语文课本都是一样的面孔,尤其是高中。我省除南京外国语学校、南师大附中等4所重点中学外,所有高中语文教材都是2000年开始发行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试验修订本)。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青春读书课》语文读本,尽管在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中都获得了赞誉,但绝大部分中学还是持观望态度。《青春阅读课》的编写者严凌君老师就职于深圳育才中学,钱理群教授曾专门撰文赞扬这套语文读本。
据《中国青年报》介绍,在育才中学,《青春阅读课》也只是选修课,且选修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1/10,唱不了语文课堂的主角。笔者无意指责对教材使用有决策权的领导们,一套教材是否编写得成功,取决于教学实践的检验,即使以小循环来试用,也要用3学年的时间,换新教材毕竟不是简单如吃螃蟹者的勇敢,它关系到这一届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命运,关系到这一轮老师的业绩和毁誉。
进一步设想,学校决定使用新编教材,也会面临上级或家长的质疑和压力。几年前,笔者所在的学校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师生意见,高中部开始使用周正逵先生主编的人教版语文实验课本,语文老师们至今还常常遭遇家长的诘问,家长们内心绝对不同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教材的试用者,即使事后证明是受益者。
其次,新编语文教材在传统教学法中难以突围。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滞后会导致穿新鞋走老路,画虎不成反类犬。
叶圣陶先生关于教材有两段名言:“语文教材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者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课本。
”这就是叶老的“例子说”和“凭借说”。但是在多年来的语文教学中,许多教师却形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视课文为神圣的职业意识,追求课文至上,上课的任务就是让学生不留任何缝隙地吃透课文,掌握课文的每处细节。
因此在课堂上用各种方法重复课文,在课外布置繁重的作业消化课文。在2000年使用人教版试验教材时,很多语文教师就叫苦时间不够用,在上海的一期课改中,许多语文老师也喊新编教材来不及教。
尽管现在新编的语文教材以人为本,贯穿了语文教学的新理念,但禁得住这种教法下的分尸式肢解吗?更有甚者,我们还有一批离开了教参书就不能教书的先生,偏偏新教材编写者们对教参不屑为之,新编教材自然就更加难以得到这部分老师的欢迎了!
第三,新编语文教材在高考成绩这位婆婆面前是永远的小媳妇,再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在婆婆面前也得忍气吞声,低眉顺眼。 作为一名以新课程标准精神为准绳的教师,你可以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但是你却无法藐视高考。
新编语文教材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缺少配套练习,因为题海战术不符合课改精神,但是教师不放心,学生不信任,家长不答应。以2000年开始使用的人教版试验教材为例,新华书店配套的各种指导用书、同步练习不下几十种,其宗旨就是要搭起教材与高考试题之间的桥梁。
新编语文教材是服从新课程标准还是服从《高考说明》,在这二者尚没有完全合拍之前,教者和学者必然会屈服于高考。笔者使用的周正逵先生主编的实验语文教材,其编写理念和思路在当时都极具前瞻性,但是在教学中仍不时遇到学生和家长的质疑,怎么找不到同步的辅导资料?这套实验教材是否与高考考试大纲脱节?因此,新编语文教材教学实施当中还受到中、高考考试内容与形式的瓶颈制约。
那究竟如何才能打破坚冰,将“一纲多本”的理念真正落实到课程改革中呢? 首先,人们的头脑要解放思想、澄清概念。 早在1993年,钟启泉先生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学科教育论析》中就指出,“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但它不过是一种成分”。
王荣生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也说,语文教学内容是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的概念……它包括在教学中对现成教材内容的重构——处理、加工、改编乃至增删、更换。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教科书被列为几十种课程资源的一种。那种把教材视为教学的惟一决定因素,忽视教师的建构作用,是知识再现性教学模式的遗留观念。 我们固然要充分认识教科书尤其是必修课课本的重要性,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教科书的使用关键在“人”,要破除对教科书的迷信。
在从事课程改革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那里,新的教材观已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在教育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教材使用决策者的头脑里,以及千千万万个学生家长的头脑里,他们是否对教科书有了新的认识,在教材观上与时俱进了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教材改革不仅仅是编写者的事,也不仅仅是语文教师的事,而是需要在教育领导者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人们头脑中进行一次教学观念的革命。
此外,一定要把教材的选择权交给语文教师和学生。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生本教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课改中面临实际问题时,许多人还是心存顾虑。
在学校语文中,对教科书的学习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活动,是学生、教师、教材编写者、文本作者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维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个体与教材作品中的作者进行直接对话应该是中心,这才能体现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课改宗旨。
选择教科书的出发点,应该取决于什么样的教科书才适合学生,而不是什么样的学生才适应教科书。语文教师则应该拥有选择教科书的第二发言权,教科书在赢得学生的喜爱之外,还必须能让教师充分拥有建构和发挥的空间,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形成个性化风格,有利于教师引导和促进学生和教科书之间的对话。
“一纲多本”是语文课程改革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教材编写者们在新课改的旗帜下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而要真正进入“一纲多本”的百花园,尚有待于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做出勇敢的探索、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