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李桂花是何许人也 民国政治强人宋教仁究竟是何许人也?

2018-01-28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在纪念宋教仁遇刺一百年之际,看到如潮的颂扬文章,又一次感受到国人老毛病,说谁好就无限拔高,罕见"好人"的过失与反省.无疑,作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政党的实际创始人,宋教仁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昙花一现的中国宪政与议会制,他居功至伟.但是宋的贡献再大,也主要体现在胜利后的建设性,就改变中国命运而言,这个"纸笔政治家"的贡献远不及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孙中山和黄兴.这就是宋教仁在台湾国民党史中没有今天大陆学界评价这么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与孙中山不合,而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手段都是建

在纪念宋教仁遇刺一百年之际,看到如潮的颂扬文章,又一次感受到国人老毛病,说谁好就无限拔高,罕见“好人”的过失与反省。

无疑,作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政党的实际创始人,宋教仁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昙花一现的中国宪政与议会制,他居功至伟。但是宋的贡献再大,也主要体现在胜利后的建设性,就改变中国命运而言,这个“纸笔政治家”的贡献远不及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孙中山和黄兴。

这就是宋教仁在台湾国民党史中没有今天大陆学界评价这么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与孙中山不合,而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宪政成功后”。那么成功前的事情谁来做?都言孙中山乃“大炮”,但是没有孙中山,清王朝会倒塌吗?一百个宋教仁、章太炎,写出一万篇大作,又奈满清如何?

今听大陆纪念者有言,宋教仁这样的政治家再也不会有了,我想这是个土壤问题,而不是才干问题。只要有宪政的土壤,宋教仁这样的“文人政治家”会像雨后春笋一般,中国什么时候都不缺“纯文人”,稀罕的是孙黄那样“动口又动手”的投笔从戎者。

史所共知,在中国改朝换代、结束专制的唯一有效手段是暴力革命,除此再无它途。不是因为百姓们不想温和,而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从不良心发现,乐此不疲地用军队维护统治。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秀才们造反,三百年也不成。所以,古老而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最需要的是拿起刀枪、浴血奋战的孙中山和黄兴。

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血路上,在孙中山黄兴浴血奋战时,宋教仁在干什么?主要是在后方和章太炎一起,等着孙中山筹来的经费办报。哪次起义也不是他发动,甚至武昌首义请他主持大局也请不动,乃至让旧官僚黎元洪钻了空子。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先到孙中山一步,拒迎孙中山主政,声称“我有兵力”,为“摘桃子”差点在革命阵营引发内讧。失意颓唐,得志猖狂,人言宋教仁“英而不雄”,答案或许就在这些表现中。

在同盟会和国民党中,宋教仁的地位为何排在孙黄之后? 因为同志们心知肚明——看似武昌起义与孙中山没直接关系,但偶然之中是必然。没有孙中山十几年如一日地发动武装起义,武昌会自动迎来那一天吗?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世代伟人,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对付顽固不化的统治者——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动。

而宋教仁只想事成之后的事,并没有为事成付出关键行动。革命告一段落后,宋教仁的心思花了“组阁”上,不做花瓶总理。但这个理想是好的,但在当时的政治势力格局中,是空中楼阁。时人送宋外号“议会迷”,是赞扬还是揶揄,不言自明。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场纸糊的胜利,北洋军阀是最大赢家,他们手中牢牢掌握着政权。很多人以为孙中山后来依靠军队反袁之举是误区,但是如果没有北伐军,中国永远不会从军政走向宪政。而宋教仁的悲剧,就在于拿一场纸糊的胜利当成了真正的胜利,想凭口舌之劳从军政府中夺得政权,孙黄不反对,但旧官僚老兵痞袁世凯能答应吗?所以死是必然。

宋教仁的不智,在于想在土匪窝里建立君子游戏规则。问题不在君子游戏规则该不该建立,而在你是否有实力、用什么手段真正改变这个土匪窝?把它变成君子当家而非匪首掌控。放弃暴力革命、指望专制者良心发现的纯文人于近代中国层出不穷,无尽的幻想总是被统治者的子弹打穿头颅。没有自主的革命,哪来真正的解放?没有民主力量夺取政权,又何来真正的宪政?拿着纸笔与虎谋皮,结果只能丧身虎口。

关于宋教仁遇刺“百年之谜”,我以为大都也属于“人造的悬念”。杀宋教仁的动机,仅以“权力”两字就足以说清。有人为袁世凯翻案,怀疑革命阵营内部人暗杀宋教仁,甚至矛头指向孙中山。这是典型的小人之心。孙中山跟袁世凯都不争了,还会跟宋教仁争什么?“议会迷”遇上意在一人天下的“权力野兽”,必死无疑。

从凶手离奇死亡,到袁的大内总管赵秉钧暴亡,难道袁世凯杀宋的动机还不够吗?人言袁世凯同宋“子侄相待”,不会下此毒手,这是不了解历代中国王朝“权力野兽”的本性。

他们护起权力来哪管什么“子侄”,谁敢“假戏真做”,威胁自己皇位,纵是亲骨肉也留他不得!宋教仁遇刺临死前,留下遗书还在叮嘱袁世凯“布公道,保民权”,这是书生最后时刻的幻想,或曰执迷不悟,两年后,这个袁公用一顶“中华帝国皇冠”再次逆袭了黄泉下的桃源渔父。

客观地说,宋教仁是个既无经验也无实力的菜鸟政治家,他唯一的希望,是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主动还政于民,他唯一的手段,是靠妥协和选票短时间赢得政权,这是书生型政治家的幻想,在真正的政权革命没有完成前,永远不会成功。

纵观世界各国政治的任何革变,首先都是政权之战。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何都是虎头蛇尾?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何一蹴而就?原因就在前者没有完成真正的政权更替,后者是先以武装革命推翻保守官僚政府、而后维新力量政坛问鼎,随之政改便水到渠成。

从这个角度上讲,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讲“二次革命”是必要且必须的,其遗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真谛就在其中。宋教仁生前不解孙中山良苦,但愿他逝后高举旗帜的黄埔学生军、中华大地“后黄花岗志士”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