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观点 郑永年:从文化观点看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存
郑永年:从文化观点看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存 (2012-03-16)● 郑永年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紧张阶段。许多人提出这两大强国会不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个问题。
从中国文化的本质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文化在国际事务上是重要的,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它也影响了外交政策。思考的模式不是造成冲突的原因,但两种不同思考模式的互动却很可能引起冲突。文化也可以被动用来做为左右外交政策的力量。
一旦被动用,文化的力量是无限的。 那为什么中美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呢?我们应该懂得区分小规模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任何冲突,比如贸易争端和受意识形态左右的关于人权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出现重大战争的结果却是不太可能的。
从文化视角来看,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赋予中国一种不常见的“大历史”观念。中国能够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待长期的课题。中国在处理国际课题上动作慢,美国人因此有时变得不耐烦。中国处理问题的一般方式,是先探讨最好的解决方案后才采取行动。
中国视许多问题为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并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方案最终会出现。我们可以用中药来比喻。中药治病的过程慢,但在完全治好病情上却被认为是较好的选择。
美国的方式类似可以提供快速疗效的西医。 文化上的差异也显现在对战略的不同理解。西方 认为中国的“韬光养晦”策略是暂时的,并相信中国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崛起。韬光养晦在中国过去数世纪的被动和防御性外交政策上显而易见。
防御性外交的最好例子,是为了防御侵略而建立的万里长城。这样的防御战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并不是很成功,在中国文化里却是根深蒂固。 防御性文化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也很普遍。中国的“止戈为武”军事哲学,意思基本上是说发展武器的目的,是用它们来停止武器的使用。
对西方来说是威慑,对中国却是防卫。中国发展某种武器或军事计划,只是为了对抗针对它的武器和军事计划。中国很少像美国一样先发制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反复强调,其核政策着重于最低限度威慑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国的国防政策同二战前的苏联、德国及日本的政策非常不同,它们都有称霸的决心和计划。 这个被动的因素,也反映在中国外交政策像救火车般的日常运作。
对外交政策的不注重可以从中国围棋看出来。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便用中国围棋做比喻来描述西方和中国战略文化的差异。西方战略文化就像经常是零和游戏的国际象棋,中国围棋却不是个零和游戏,双方相对的各有所获是可能的。
在西方,不论是总统制或内阁制,外交部长都是个显著和具影响力的职位。相比之下,中国围棋的哲学强调相对获益。中国式的外交政策可以比作做生意:你今天可能获得一些利润,但明天赚钱的可能就是我了。
因为这样的思维,外交从来不是紧急的事务。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外交部长在行政级别上位置非常低,影响力也有限。 中国文化的世俗本质也是其独特的地方。它没有改变他人的使命。
在国际事务上,这反映在中国人对主权的理解。主权在西方意味着同质性和趋同,中国则强调多元化的和谐。西方国家有改变其他国家政体来符合它们标准的倾向,中国强力反对这样的做法,并重视不同国家的共存。
在其漫长历史的一些阶段,中国的确是变得具侵略性,例如在元朝和清朝。但在这些时期,中国是被中国人所说的“野蛮人”统治。毛泽东式的气势凌人外交政策,主要是受到外来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的影响。今天,中国再次处在十字路口。
两种观念的力量影响着它的外交:回归其自身的崇高传统或美国化。毫无疑问的,美国化将造成一个具侵略性的中国,回归其崇高传统意味着和平的中国,不论它是独裁还是民主。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