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举报李汉柏 杨维骏回应举报白恩培:看到不好现象还是要提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时下成了名人。因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的落马,这位92岁的副部级举报人受到不少关注。9月4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杨维骏位于昆明金牛小区的住处。几经周折,他终于打开门,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要求。此时,等候他的不只是媒体记者,还有远道赶来的村民们。

13年拉下高官

《环球人物》记者随杨维骏走进家门时,听说附近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摄像,老伴王婉琪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出去,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在老伴的数落声中,杨维骏讲起他举报白恩培的经过。

“白恩培来云南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我早已离休,但看到不好的现象,我还是要提。”杨维骏记得,那是2001年底,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后,“一湖四片”的新昆明建设拉开了序幕。

对城市建设颇为关注的杨维骏认为这个规划存在很大问题,理由是一旦推进城市化运动,在大拆大建面前,野蛮征地和拆迁不可避免。而且,以昆明现有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搞如此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不合适。于是,在当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杨维骏就给白恩培提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多次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有明确答复。“几个来回后,我就明白他在敷衍我,我的追问自然不会有结果。”更让杨维骏觉得有问题的是,当时白恩培强调,“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对此,杨维骏明确表示反对。

虽然新昆明的方案,最终以专家听证会的形式通过,但杨维骏还是没改变态度。在当时领导的眼里,他就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头”。后来,云南省的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杨维骏不是党员,就失去了参会资格。“这不等于我从此就不作声了。”杨维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之后他抓住各种机会,坚持向白恩培反映情况。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当时,杨维骏在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后,就写成材料,带到团拜会上。“我本打算当面交给白恩培,但到现场后又觉得不妥,最为担心的是单独递交起不了作用。”于是,在白恩培上台致辞时,杨维骏将材料分发给与白恩培同坐主桌的省委常委,人手一份。当白恩培走回座位时,自然看到了杨维骏的材料,后来有人告诉他,白恩培当时看了“很不高兴”。

如果说这次交锋还算温和,那接下来的举报就充满了挑战性和危险性。2009年,杨维骏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云南省著名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元控股近六成。而这座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

“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拍案而起,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2013年,杨维骏到北京看病期间,再次向中纪委反映了云南的问题。“我到中纪委反映了6个问题。”在其中的矿产贱卖问题上,他直接举报了白恩培。

杨维骏说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有人在网上骂他,有人带话威胁他,他家附近经常有人在监视他……“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自己是豁出去了,但老伴和家人却因此受了不少惊吓。”让杨维骏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和老干部,从精神上给了他支持和鼓励。就连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将他的行为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8月29日,白恩培被调查的消息公布,杨维骏心里的大石头也算落了地。大家都想知道,是不是他的举报导致了白恩培的落马?他说,作用肯定有一些,但“我以一己之力掀翻白恩培”的说法有些夸大了。

把反腐当信仰

《环球人物》记者看到,在杨维骏家的客厅,除了药,就是举报材料。他说书房放不下,只能挪到客厅。其中,一个印着“1995”字样的红色文件袋有些显眼,杨维骏通常会把要紧的材料放在文件袋里,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公开信也在其中。

今年8月,这封公开信在网上公布后,省政协及省委办公厅等相关人员来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网上‘晒’出来?”杨维骏反问:“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的领导始终不敢走出大门倾听群众意见?”对方无言以对。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我只向真理低头。”杨维骏说。

8年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的耕地被征用,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都失望而归。

杨维骏了解情况后,用自己的专车开道,带着12名村民代表四处上访,结果遭到省政协老干处处长的责怪。杨维骏却理直气壮地回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而不能为民请命?”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

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

“这些被举报的人中,没有一个和我有个人恩怨,但得罪了老百姓,就得管。”杨维骏已记不清举报过多少官员,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告得多了,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他永远闭嘴”。也有人为他担心,叮嘱他“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但他都没放在心上。

不过,有件事让杨维骏一直有些郁闷。1993年,因为向中央举报了一名省内高官,他从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也失去了当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心下不平的他写下了一首自勉诗:“政坛千古幻风雨,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杨维骏说,对于他坚持反腐的事,老伴有些不乐意。但深知父亲的闺女则劝道:“妈,你别管他了,这是他的信仰。”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就不会选择沉默。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近百篇博文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

还要继续走下去

很多人都会问,为何一个离休老干部如此勇敢?在杨维骏的自传中,他披露了自己甘当反腐斗士的心路历程—

我是穷苦人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父亲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来被军阀杀害。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特务追捕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文革”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有了信心,才撑过来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只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记者的采访不时会被打断,因为杨维骏要不停地接听电话,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还有些是老友的道贺。杨维骏觉得正是有这么多人的鼓励和信任,自己才不会孤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已落马,但杨维骏说云南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还会提下去。杨维骏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采访完,杨维骏送记者出门。门口还在等着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来找杨老就是希望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因为对于白恩培的落马,他们要开个会,会上还要讨论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不能释怀的,“为何官员被查了,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站在斜阳下的杨维骏说这话时,表情坚毅,斗志昂扬。他说,时不我待,腐败不除心难安,生命不息,反腐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