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军阀王家烈 一个贵州军阀的人生结局

yueleng说:“本人查侯之担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担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如有兴趣,本人可提供这个部分内容。

”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

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

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

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

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

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

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

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

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

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

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

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

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

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

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

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