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最好的文章:劝君免谈陈寅恪

二 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
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
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
,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
***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
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
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

原来这陈寅恪
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
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
、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
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
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12岁时就东
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35岁。

他学问大得吓
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访苏时
,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
。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陈寅
恪:绝代通懦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
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
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
敖称之为“***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政权
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
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
然甚至自作多情了。

反倒是身为***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
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
国***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
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

他
要当真喜欢***,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
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
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
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
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
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
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
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
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
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
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
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
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
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
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
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
得着大家都来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