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我读李零》 翁永曦:读张木生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四十三年前我在内蒙古农村插队的时候,看到过一篇油印的文章,是关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调查分析报告,颇有见地,印象很深,作者叫张木生,他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人。

四十三年后,案头又放上了一部书,张木生写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部书洋洋洒洒,古今中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现状和历史,读起来不轻松。一边翻看,一边查阅,一边思索。这部著作,对我而言最有价值的是提出了思考、判断现实和历史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譬如,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有没有终极真理、绝对真理?尽管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人都持否定态度,但现实生活的运转和操作中,从朝廷到百姓,不少人持肯定态度。有必要全文引述恩格斯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

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

譬如,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文明进步中形成的共同财富和共识?对这种浅白的问题似乎没人会去正面否定,否则,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因为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想出来,是从人类文明文化进步中继承和提炼出来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还颇有争议。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学平面几何,教科书上讲“一个平面上两点连线以直线为最短”,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公理”。我问老师公理和定理的区别,老师讲定理是需要论证的,而公理是不需要论证的。

普世价值就是公理,简而言之三句话: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公权力必须由人民定期授予,且必须受到限制、监督和制衡。对此难道还需要论证甚至去否定和批判吗?

再譬如,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有没有单凭主观意愿和意志就能实现的事?历史的轨迹是多种分力作用下的合力线,优秀的战略家、政治家通常是能够判断和把握住合力线方向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在于我们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我们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对于决策者来讲,最危险的,莫过于自以为懂得而实际上并不真懂。

看完张木生的《我读李零》这部书,我想21世纪初叶,以“三个代表”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大致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一部立足于人类文明共同价值观、具有无上权威的宪法。这部宪法要说清楚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衡、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更替。简而言之,这部宪法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共产党领导千百万人民,武装夺取政权,但必须依照宪法建国、治国。

国家权力的来源只能是人民授予,而且是定期授予。为什么?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共产党会变,任何伟大领袖也会变。否则就不会有反右派的悲剧,大跃进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一纸形同儿戏的宪法保护不了共和国主席的悲剧!

第二,以法律保护“少数”,积极倡导对少数人的主张和见解的尊重、包容和宽容。中国文化中有其狭隘和极端的一面,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陷有毛病的,对“少数”这个概念从不尊重、从不包容、从不宽容,动不动就搞思想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决不留情。

张志新,一个了不起的追求真理的年轻共产党人,枪毙前连“共产党万岁”都不容许她喊。“大民主”在中国有过实践,文化大革命中谁都可以拉杆子当司令,一个中学里就有上百个红卫兵组织,最后形成两派,中学是、大学是、工厂是、地方上是,动枪动炮,你死我活。这叫民主吗?这是多数人的暴政,连民主的门槛都没碰到。

第三,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执政集团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现代政党。一些老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大面积、制度性腐败。何故?体制使然。党不改革,国家政改就无法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是超大型、超难度手术,需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

一方面,几种病患不能同时上手术台;另一方面,巨轮转向要缓慢,转弯半径要长,快了会翻船。有一点是清晰的,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须保持的相对稳定作用;另一点也是清晰的,即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强调过的,党不改革,要么烂掉,要么爆掉。

第四,探索并创建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治理模式。中国是一个层级鲜明、纵深很长的社会,海面波涛汹涌,海底却很平静,现代化就是使其扁平化;中国又是一个地区发展差异很大的社会,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中心城市正在迈进现代化,但太多的地方还在农业社会滞留,现代化就是使其均质化。

中国现行国家制度,源自于90年前的苏维埃模式,更适合抗击封锁、自力更生,而很难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把所有的矛盾、怨气和责任引向政府的体制,是难以为继的。

今天信息传播瞬间万里,且传播成本大幅降低,这意味着政治将不再限于政府和政党范围。当代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事情已不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无法侧身其外,网络的影响已超过传统的说教。

很多实例证明,信息的透明和自由交流,会有效阻止非法治理,瓦解靠隐瞒真相来维持的权力。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公民社会,如何给予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多的自治权利,说到底,何种治理模式能使中国的文化、科学、经济更富于创意、创造和创新,这需要有大气魄、大智慧、大胆略的探索。

张木生在该书中提出的回归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值得重视,它反映了当初共产党人最美好的理念、理想和追求,也包含了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批判。我问过很多老同志,当年你们参加革命,是不是为了实现今天的社会现状,他们都说不是,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

原因呢?起初不明显,但慢慢地发生了异化。张木生呼唤的新民主主义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六十多年前的相对简单的概念,其中蕴含了这些年实践中的教训对其内含的丰富和充实,符合当初也基本符合今天中国的现状,虽然未必理想,也未必解渴,但不少人认为这个手术方案也许能形成今天朝野、“左”“右”的最大共识,既是回归点,也是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