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信个人资料简介】揭秘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
主要内容：李伟信个人资料简介，李伟信，原空4军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林立果“秘书”。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解放军俘获。
人物轶事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
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人物生平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
周宇驰开枪杀害了英勇的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
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9月上），
林彪的“小舰队”经由空军宣判的12人中，大部分服刑期满，由地方发给生活费，并按规定都交地方公安机关执行。
在改革开放后，趁早“下海”的李伟信，现在生活很不错。看来林立果选的这位“外贸部长”还真是有经商头脑。据说郑兴和也是“下海”经商去了。许秀绪住在亚运村，因为曾经是技术干部出身，释放后自谋生路，搞起了电器维修，与妻子复了婚，家中很早就安上了空调。
朱铁铮的女儿大学结业后去了美国，不知他现在是否也在异国他乡。（转载者注：朱铁铮的弟弟与我是同在铁道兵三师时的战友，受他哥哥的牵连，后来转业于北京。他们是天津市人。）
陈伦和是宣判后惟一一个申诉过的罪犯，最高人民法院经核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来作为“小舰队”代表理应进入“两案”10名主犯行列的王飞，是原空军副参谋长，当年林立果到空军时他还是空司办公室主任。从吹捧林立果到参与“两谋”，他比后来定为主犯的江腾蛟掺和的事情要多，像部署南逃另立中央的会议就是他按林立果的旨意一手搞的。
王飞在空军民愤最大，原本是无可争议的“舰队”代表，理应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审的，可是他在1974年就开始大喊大叫，说是患精神病。正因为如此，才改由江腾蛟代表“小舰队”做主犯出庭受审。20年过去了，王飞因精神病在保外就医，实际上很快就治愈了。
由于已过追诉期，总政报经江泽民主席批准签发意见交由空军安置。今天的王飞在北京某处的一个研究所分了三居室一套住房，在空军总医院治病，三个儿子都在北京事业有成。
江腾蛟成了臭名远扬的主犯，“名气大”，比王飞安排得好。据说某市体委给了一套房子，他过得很安逸。
审判结束后，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还有一个上了“57l工程”纪要的人没处理。审判林彪、江青“两案”10名主犯的消息，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之后，送住各地农场监督劳动的人纷纷提请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李松亭便是其中的一个。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中央直管的收审人员，被秘密押送到了山西，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松亭。李并不是什么大人物，说他大名鼎鼎，是因为他在《“571工程”纪要》上留下姓名。
在劳改农场看了报纸后，李松亭连连向上级机关申诉说自己是冤枉的，无缘无故被关了将近10年，实在不知为了什么。山西省公安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中央送过来的，当时任副主席的汪东兴批“送山西监狱农场劳动改造”，其他材料一页没有。
山西省公安厅的人只知道此人问题严重，不许问，不让死，劳动改造就行。后来这个李松亭闹得更厉害了，干脆绝食。山西省公安厅没办法了，上报公安部，公安部报经中央批准交给总政，总政只好将连他在内的25人送交原单位重新复查。
李松亭原来是上海空四军气象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时，王维国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检法工作，派他担任上海市警卫处处长，负责上海市首长及中央首长抵沪的安全警卫工作。
当年，林立果就是在警卫处所管的小楼上与“小舰队”成员密谋拟订了《“571工程”纪要》的。王维国布置李松亭，对林立果的招待要“最热情、最周到”。王维国知道林立果爱吃螃蟹，而林立果到上海时已是3月，吃本地螃蟹不合时令，于是李松亭想办法去苏北搞来螃蟹，林立果吃得很是称心满意，赞扬李松亭这个人好，认为他可靠。
由于他们知道李松亭是能接近毛泽东、张春桥的警卫处长，所以在起草《“571工程”纪要》时来了一句“让李松亭去干”。实际李松亭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干部，对毛泽东同样有深厚的感情。可怜的李松亭从此倒了大霉，“九·一三事件”后在上海主管清查的王洪文对他咬住不放，极尽逼供之能事。
但李松亭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确实对林立果一伙人干了什么一无所知，更不知道“571”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详细提供的供词就是林立果他们吃了什么、住得如何。王洪文折腾了一阵儿一无所获，李松亭就这么糊里糊涂被关进了监狱，以后又由汪东兴批示送山西劳改农场监督劳动。
李松亭经复查无罪释放了。
据高德明讲，目前刑满释放在社会上和仍由部队管辖的原“小舰队”人员的表现也分三种：一种是已走出历史阴影，已经自食其力，真正开始正常生活的；一种是静观的；还有一种则是相互串联，企图伺机翻案的。为此，他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他尤其提醒媒体要注意，千万别听一些当事人的片面之辞。人们的观点在变化，但那些历史案卷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