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红海行动》何以“叫好又叫座”
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提出了一个“电车难题”，让失控的电车司机在撞死一人和撞死五人的两条轨道间进行选择。实验呈现一个悖论：撞死一人而拯救五人的做法，并不比夺走五条人命、保全一人更道德。
电影《红海行动》给出了第三种答案：都要救。在面对营救一名中国人质和带走百余名其他人质的抉择面前，中国军人决定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救走全部人质。为此，以寡敌众的蛟龙突击队付出了惨重代价。
这种选择很值得。这里说的值得，不是从宣传角度来衡量的，而是从一部电影主题设定角度来说的。它体现出“对个体生命无国别、无差异的珍惜和尊重”，跳出了简单的恩怨情仇窠臼，把影片的主题从单纯描述战争的残酷提升到对生命的拯救，从而起到了“以战反战”的效果。
同样是所谓主旋律大片，《红海行动》没有把国旗套在胳膊上穿过交战区，没有把现实中不存在的语句印上护照，更没有孤胆英雄深入敌穴手刃仇敌的神化，而只是把战舰、枪械以及战斗、战术的细节予以逼真呈现。有的细节，甚至呈现得过了头，如“断指”“巴士爆炸”等镜头。
有报道就说，《红海行动》的演员曾经“抗议”，导演对于“真实”的要求到了苛刻地步。他不允许演员“表演”，而是通过高强度训练和艰苦的实景、实战拍摄，让他们成为剧中人物。据说，在一次拍摄中，演员眼睁睁地看着一台摄影机在面前被炸掉，那一瞬间的反应恐怕再真实不过了。
除了场景、道具和表演的逼真，还有对于人物刻画的“真实”。这部看似从头打到尾的影片中，细枝末节间总会折射人性的美和善：女记者在得知助手遇害后的恸哭，机枪手在战友临终前剥不开一颗糖时的颤抖，无不让人联想到生活中似曾相识的酸楚。
电影人大卫·米歇尔曾说：“有的电影让真实变得虚假，有的电影让虚假成为真实，有的电影亦真亦假。”《红海行动》是一部怎样的电影？至少目前来看，它应该会收获比之前的主旋律影片更好的国际化口碑以及国家形象效果。
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影视创作都深受“命题作文”的困扰。很多人面对败绩时，也往往会用一句讳莫如深的“主旋律”来搪塞。其实，“主旋律”从来就不应该是“不好看”的代名词。
在这方面，美国人深谙其道。电影《壮志凌云》中，英俊帅气的阿汤哥驾驶同样帅气的战机镜头，深受年轻人羡慕。据说，电影上映后，报名加入美国海军的人数暴增了三分之一。此外，好莱坞生产的《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中途岛战役》乃至《变形金刚》等许多大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军方的资助。
美国军方为何如此热衷于“拍电影”？仅谈两个原因：一方面，这些电影所呈现的官兵形象，成为民众了解军队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片中所展示的武器弹药，可以成为军火交易中的极佳演示。
相比之下，不少中国影视工作者只要遇到“主旋律”，创作上似乎就早早地“知难而退”，自缚手脚；甲方单位也习惯于干涉编剧、导演的艺术创作，无法做到“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两厢消磨之下，成片往往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据报道，在《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筹备期间，导演也都与甲方在创作上发生过争执。他说自己不懂“主旋律”，只懂拍电影。但从成片效果来说，恰恰是“不懂”的他真正把握住了“主旋律”，接二连三取得了成功。这绝对不是运气好、档期好，而是抓住了电影的首要属性——艺术性。
如果把主旋律的宣传比成一粒药片，那么艺术性就是药片外面那层糖衣。糖衣做得不好，再好的药也让人难以下咽。我们的老祖宗，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就拿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古典名著来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三打白骨精”，《水浒传》里的宋江要“三打祝家庄”，《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要“三进大观园”，《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更是“七擒孟获”。这种叙事方式，完全符合戏剧结构中“一波三折”的技巧。
以此观之，《红海行动》的撤侨、救人、拦截“黄饼”三段剧情，不仅真实合理，而且层层递进，让观众在视听享受中获得刺激、感动和思考，也无限接近了商业类影片本该有的面貌。
当然，《红海行动》并不完美。有的镜头炫技过甚，反而削减了影片的力量；画面中残肢过多，确实有点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但瑕不掩瑜，没有什么脂粉气或故作高深的《红海行动》，无疑为2018年的中国电影开了个好头。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