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振濂 再读陈振濂:评论文献档案/《陈振濂:思想家三十年》

(四)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命题,应该具有时代标志性,具有大文化意义;应该是本时代唯一独特的课题

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可以是一段历史文献的考证,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技法动作的合理解说,可以是一个书法家生平事迹的真伪考辨,也可以是一件书法作品的流传途径的整理;还可以是一场书法现场教学的方法研讨;更可以是一次书法展览评审优势得失的评估……总之,学术理论研究应避免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而提倡从细枝末节的课题入手,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两个具体问题。

但仅仅有这样的研究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认定书法是一种艺术门类而必然与绘画、音乐、舞蹈或戏剧并驾比肩的话;那么书法艺术中呈现出来的许多时代课题,应该是整个艺术王国与大家庭中共同遇到的课题。

陈振濂教授在他的三十年书法研究史中,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命题”。比如他在80年代—90年代率先提出对新时期以来书法创作的风格变迁与体式变化,并将之分为中原连绵王铎风、小草章草风、手札尺牍风、西域残纸风、二王风等五六个阶段。

这一分析模式后来为许多书法界人士所沿用和引用;又比如他对书法学学科的全力提倡与身体力行提出若干学科构架方式;又比如他在书法教学方面的探索不仅仅是上一两堂好课,而是先给予一个新的思想定位;“训练”,然后以“构成的训练”“体验的训练”来对全部书法教学各环节进行新的“编程”与改革;又比如他在当代书法风格演变的轨迹梳理方面,都是不拘泥于一般的个别问题,而具有非常宏观的根本性的把握。

换言之,陈振濂教授的许多判断与把握,都首先是一种思想的把握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对具体某一课题的把握。这使得他的存在、他的高度、他的视野、他的深刻,与一般的理论家明显拉开了距离,而能够直接切入到书法的本质、核心问题;并迅速转化成为一个大艺术命题,从而获得来自全艺术领域的反响。

世人论陈振濂教授具有巨大影响力,其实正基于他的这种将书法与其它文艺打通,使一个书法问题迅速上升为整个文艺理论的共性问题;这种超越书法本身、走向大文化、走向文艺大视野的能力,在书法中较少见;当然也为他赢得了来自文艺界各方的巨大的品牌效应与声誉。

(五)思想家的方法论特征,是注重逻辑推理、演绎、归纳而不是叙述介绍

遍观陈振濂教授的著述,很少有单一的介绍文字或描述文字,大都是以一种逻辑的方式展开思想,是一种论证的风范与模式——记得陈振濂先生曾在博士生授课时反复强调:只要不是面对新出现的材料,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不会以介绍、叙述作为自身的方法特征的。

介绍与描述不具有学术意义,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即是为了“证伪”。以充分的说理来证明优劣真伪。在此中,关键是“证”。“证”需要逻辑力量、需要判断、需要推理与归纳、需要前提与条件的设定,当然也需要一个学术结论的排他性——什么都是,那就什么都不是;那么反过来,什么都被排除并合情合理,那么剩下的必定是“是”。

遍观陈振濂教授所倡导的如“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书法学学科研究”“书法高等教育研究”,无一不是先表明自己不是什么,再来论证自己是什么。

比如“学院派”肯定不是“传统派”、“现代派”,它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新类型;比如“书法学”肯定不是传统书法史撰写,或书法美学原理,更不是书家与书作、技法之关系研究;再比如书法高等教育肯定不是传统的师徒授受,它有一个新的“训练”意识……而要证明这些新理念的“不是”,就需要证明,需要论证,至于介绍描述,并无用武之地。

虽然在一定时间里,这么多新概念的“不是”的提出,也为陈振濂教授招来很多不满与怨言,让许多人不高兴。

但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历史淘汰后,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不是”的证明过程,充满了魅力,正是保证他的学术立于不败之地而能成为时代思想成果的关键所在。

在他的著作中,除了研究日本书法篆刻绘画部分是因为陌生而有介绍描述之举之外,凡是研究中国书法篆刻及其它如宋词、比较诗学……的,基本上没有介绍描述而只有证明与论证展开。其中所包含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容量,是许多书法理论家所不具备的。这种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触目皆是“问题”,正是一个思想家形象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