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夫人邱一涵 袁国平邱一涵夫妇的长征之路

1935年秋,由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打开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通道。面对高天流云与莽莽陇原,兴致勃发的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这一传诸后世的雄伟诗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当年走在长征队伍里的我父亲袁国平和母亲邱一涵,有幸早早拜读了这首激情澎湃的诗作,他们心潮起伏,逝去的300多个日日夜夜、双脚丈量过的万里征程、倒下的万千战友都涌现眼前。

我母亲望着若有所思的父亲,一个念头突然跃上心头。她说:"醉涵(袁国平的字),你会写诗,你就写一首和毛主席的诗,我来抄正。

"我父亲也正有此意,诗情喷薄的他略作沉吟,很快和诗一首: 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

这首诗字里行间渗透着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豪迈情怀,也是我父母与战友们万里长征的写照与抒怀。 一 我父亲生于湖南省邵东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袁九洄是弹棉花的手艺人。

我父亲凭着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我父亲在一师读书期间,学校先进的教学理念和革命氛围,田汉、徐特立、毛泽东等进步教师和革命先驱的潜移默化,以及我父亲参加革命活动的实践,促使我父亲的世界观逐步趋于成熟。

我母亲邱一涵是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两战长沙、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军政大学、新四军组建与发展、隐蔽战线、渡江战役都留有她清晰而又坚定的脚印。

1956年11月2日,时任江苏省省委常委、省委监委书记的我母亲为理想、为信念、为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战斗到了最后一息。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他们短暂人生经历最艰苦的岁月,也是我父亲展现政治工作领导才华的精彩舞台。

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父亲在发言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其后长征中红军的政治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当我父亲全力以赴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9月下旬忽然接到中革军委通知:蒋介石将指挥北路军、东路军向瑞金发起总攻。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这篇社论却强调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苏维埃城市","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

他隐约感到情况有了新变化。 10月7日,红三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施战略转移"的命令,广大指战员思想准备不足,提出许多问题。我父亲立即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消除疑惑,提振士气。

曾跟随他多年的杨春芳回忆说:"我军自突破敌人的第五次围攻以后,我们便在袁主任的指示之下,不断地受到仇恨敌人、藐视敌人的教育,为长征奠定了思想基础。那时我在直属炮兵营做炮兵工作时,我们炮兵既无运输工具,又要长期跋山涉水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战斗,这可说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时袁主任便在我们炮兵中,深入地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开展了抬炮立功运动,树立了我们炮兵高度的英雄主义思想,发挥了无比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克服了炮兵所不能克服的困难。

因此,不仅保存了炮兵的武器,而且因炮兵能及时参加各项重要的战斗,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从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人民炮兵的成长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 10月17日,红三军团指战员渡过于都河,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红军与粤军血战,折兵3700余人,于2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11月8日,红军顺利进入湘南粤北。

11日拂晓,宜章城守军弃城而逃,红十六团进宜章城后,袁国平指示该团做好群众工作。红十六团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没收豪绅地主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400余人。蒋介石利用湘江天然屏障,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在江边修筑了140多座碉堡,并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1月25日,军委决定,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军委纵队渡江。

红三军团于11月26日到达文市以南的水车地区。27日,彭德怀、袁国平和红四师师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红四师到达湘江边。第二天,袁国平亲率第十团为前卫,随红一军团先行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

袁国平回军团指挥所之前,特向红十团政治委员杨勇交代:红十团任务艰巨,你们立即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地区构筑工事,保障渡河点的安全,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红五军团渡江。

要誓死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袁国平还不放心,特派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到红十团督战。红十团刚刚构筑完工事,桂军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即发动攻击。此战非常惨烈,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后又中弹牺牲。

红十团一直坚持到1934年12月1日上午才奉命撤离,但付出了400余人的代价。 红三军团指挥所就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袁国平一直坚持指挥战斗。

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三军团实力也损失一半。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

中央红军为争取先机,决心迅速抢渡乌江,占领遵义。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两岸悬崖绝壁,素有"乌江天险"之称。我父亲很清楚如果红军渡不过乌江,势必要与国民党军背水一战,后果不堪设想。

在离乌江数百里前,他就开始向部队作动员,提出"迅速争取时间,积极准备器材,突破乌江封锁线"。 渡江前夕,袁国平向红三军团官兵作了"突破乌江封锁线,创造渡江英雄"的报告。红三军团官兵深受鼓舞,纷纷要求首先抢渡乌江,表现出高昂旺盛的斗志。

我父亲还与彭德怀一起到最前方指挥作战。杨春芳回忆说:"正在准备发起攻击时,忽然见到彭军团长和袁主任赶来亲自指挥,更给我们增添了无比的力量……胸中更燃烧起了消灭敌人的怒火,接着我们炮兵掩护渡江的勇士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渡河的英雄们更奋勇地冲过了乌江,占领了险要的渡口,对岸工事里的敌人被冲散了,红军的大队人马便重新架起了桥,迅速地冲过乌江"。

1935年1月5日和6日,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袁国平派出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补充。 二 在我父亲与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同时,我母亲邱一涵瘦弱的身影也闪现在长征的队伍里,穿行在战场的枪林弹雨中。

正如迟浩田所说:"袁国平夫人邱一涵同志,一位红军中为数不多的长征女战士,也是《续西行漫记》书中提到的30位红军女战士之一,她1929年与袁国平结为伴侣。他们在政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支持,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 1934年秋,当我父亲预感到红军将有重大行动的时候,时任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教员兼指导员的我母亲也察觉到周围的变化:学员提早毕业;学校改为干部团,校长就是团长,并增设了参谋长。

她看出来部队要有大行动。 不久,母亲奉调前方。出发前,罗迈(李维汉)召集奉调前来的女同志讲话。他指出行军生活是艰苦的,要夜行军,东西要自己背,没有马骑等等。母亲听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有一种肩负重任、英勇赴敌的激动。

参加长征的30位女同志组织成一个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她们被编成两个班,吴仲濂是一班班长,邱一涵是二班班长。主要做伤病员工作,随卫生部行动。几天后,我母亲被调到卫生部卫训班任政治教员。

在长征中,我母亲和男同志一样,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休息的时候还要给部队上课。我母亲曾回忆:"前有敌人阻拦,后有敌人追击,两侧也常有敌人袭击,上面还有飞机轰炸、扫射。我们经常处在四面包围的情况下。

为了保存力量,避免和敌人正面接触,绕道曲折前进,每日连续行军,很少休息。但我们还是经常碰到敌人,进行战斗。一次,我们从天亮开始行军,到中午已走了80里,因敌人要占领前进路上的一个市镇,仍要再前进40里,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这个镇。

然而,当我们到达时,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在部队的掩护下,伴随‘滋滋’擦过的子弹,勇敢而沉着地迅速冲过此镇。那时天色已晚,我们又接着走了一夜,直到天亮甩掉敌人为止。

"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母亲右手负伤致残。而她就是这样以惊人的毅力不顾伤残,用她那裹过小脚的脚,在枪林弹雨中和男同志一起不停地行走、不停地战斗,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红色铁流滚滚向前。

进入广西后,有一天正在渡河时敌机来了,飞得很低,对着她们扫射、投弹。有一枚炸弹就在我母亲身边爆炸,驮物品的马被炸死,她被掀翻在地,耳朵也震聋了。我母亲说:"每次战斗以后,都有一些伤员下来。

动员民夫抬担架,保证担架安全到达目的地,就成为我们女同志主要工作之一。当有些民夫累得不愿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并解决他们的困难,把自己仅有的一茶杯干饭给他们吃。有的劳动妇女出身的女同志就自己去抬担架,民夫受到触动,又接过去继续抬。

我们跟着担架走,速度总是比部队慢。往往前面部队已到了宿营地,我们还在黑地里摸索着前进。每次走路都不知要跌倒多少次,尤其在下雨天的晚上,地上泥泞不堪,跌几十跤是常有的事。

" 遵义会议之后,因急性肺炎赴中央纵队休息后又回到部队的袁国平,于1935年6月13日,接到总政治部《关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布已经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捷报",我父亲立即按指示开展思想动员工作。

中央红军此时已渡过大渡河,准备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地形险要,主峰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

我母亲右手受伤致残,又拖着一双裹过的脚,其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她拄着根棍子,艰难攀登,一下跌倒在雪地上,拼命挣扎着,却怎么也起不来。此时,幸好我父亲路过,赶忙把她拉起来。

马背上驮着伤病员,她就拉着马尾巴,爬过了雪山。而那马背上驮着的正是时任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唐亮。 在长征途中,面对皑皑雪山、生死攸关的艰难险境,生病初愈的袁国平宁愿自己徒步跋涉,也要把坐骑让给病重的唐亮。

自己的爱人、裹过小脚的邱一涵则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这一切,给唐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56年,我母亲病逝后,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唐亮曾当着我的面激动地对大家说:"没有袁主任的马,我是过不了雪山的!

" 三 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番号,统一改成军,红三军团改称红三军。 由于张国焘的一再阻挠和拖延,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为经草地北上,夺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分左、右两路军北上。8日,中革军委正式"委任周恩来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