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主要人物 人物往事:我与巴金夫人萧珊的半世情谊(组图)

1955年秋,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先生家中花园的草坪上,背后是巴金家的前廊。众左至右:巴金、萧珊、靳以、陶肃琼

朋友何其多。但,能维系一生的朋友又多么少!我没有想到,那个六十多年前走进我们教室,与我同窗的活泼爱笑的姑娘陈蕴珍(即萧珊),成了我一生难以割舍的朋友……

银铃般的笑声

1937年的上海,日寇的炮火正在逼近。我所就读的爱国女中已从郊区江湾搬到市内的爱文义路(今天的北京西路),我也从住读改为走读。当我升入高中二年级时,陈蕴珍转学来到我们班。她一头童花型的短发,大大闪亮的眼睛。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她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而且非常进步。我们一同参加抗日活动,一同阅读文学作品,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她是宁波人,而我,跟随在沪杭甬线铁路任职的父亲,从小在宁波长大,一直在宁波读到初中毕业才来上海,于是,我俩感到更加亲近,几乎每天放学以后,我们都一同回到我家。她和我父母都熟了,她那活泼的天性,令我父亲特别喜欢逗她。在我家楼下那间暗暗的客堂,她那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划破四周的空间,甚而给屋子都增添了亮色。有时,她笑得喘不过气,索性躺倒在沙发上。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仿佛笑声还在耳畔萦绕,一串串,那么清脆,那么开怀……

她来我们学校时,已与巴金先生通信。巴金先生称她为“小友”,我们也常开玩笑地唤她“巴金小友”,她很高兴。借着这个关系,她热心为学生会请来大作家,为我们这群女孩子讲演。记得她请来郑振铎先生、李健吾先生,最后请了巴金先生。这在当时真是不容易啊!记得那次巴金先生讲演,因他不善于在生人面前讲话,刚上台讲了一句“我是四川人”,就顿住了,把在下面的陈蕴珍和我都急坏了。好在他终于讲了下去,同学们也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是大家崇拜的大作家,大家都喜欢他的小说,我也不例外,我那时正沉迷在《灭亡》、《新生》之中呢!

我们那时的女学生都习惯穿旗袍,陈蕴珍却喜欢穿西式服装。夏天,她穿着大大的方领口短上衣,下配裙子,头上戴一顶大草帽,十分惹眼。有一回,正是这样的穿戴,使我们在街上被喝醉的美国水兵盯梢,紧张之余,我被她拉到位于四马路(今天的福州路)上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先生。此后,她就经常拉我上巴金家去玩。

那时巴金先生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今天的淮海中路淮海坊)。那是个很大的里弄,里面纵横交错,都是三层的楼房。巴金先生与他的朋友索非先生一家同住。巴金先生住三楼,我们一去,就坐在二楼索非家闲聊,巴金先生也从三楼下来。我跟着陈蕴珍称他“李先生”,这称呼直到今天也没改口,习惯了。索非夫妇十分好客,在他们家,我认识了常去的作家黄源先生,还有芦焚先生(即师陀)。索非先生懂医道,有一回给我们打防疫针,轮到黄源先生时,他胆子特别小,把衣袖一会儿撸上一会儿撸下,最终也没敢打。我们在一边都忍不住笑了,陈蕴珍的笑声当然又是一串银铃……

为我“做媒”

这时,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而我在当时完全懵懵懂懂,全然没有察觉,那就是陈蕴珍特意为我介绍了巴金的好友靳以。

那一天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家原有的两个住处,一个在江湾,一个在虹口,都被日寇烧毁夷平。为了逃避日寇的轰炸,我家在法租界找到一所房子。那天刚刚搬完家安置好,就见陈蕴珍气喘吁吁一脚跨进门来,见了我拉着就往外跑,说是要介绍我认识一位作家,是巴金先生的好朋友。她一边跑一边告诉我说,为了找我,她差不多跑遍了大半个上海:从江湾找到虹口,又从虹口找到这儿——蒲石路(今天的长乐路)。我们一口气跑到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只见那里早已面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我早已认识的巴金先生,另一位个子较为魁梧,脸色红润,正坦诚地望着我微笑。他那浓郁的黑发随意梳着,还有一绺耷拉在宽宽的额上,一口标准好听的国语。陈蕴珍向我介绍说:“这位是靳以先生。”

就这样,在热心的陈蕴珍的奔走之下,我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靳以认识了。起初,我还不知就里,以为只是多认识一位作家大朋友,就像在巴金家中认识其他作家一样。谁知没过几天,热心的陈蕴珍又在一旁催促,叫我去赴靳以的约会。

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彼此就熟识了。此时我们四人(巴金、靳以、陈蕴珍、我),经常聚在一起。那时的巴金和靳以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每天都要见面,都在为共同倾心的文学事业努力工作。靳以在编《文丛》,后来他俩还在一起编抗战的小刊物《烽火》,还有一些抗战丛书。

而我与陈蕴珍,更以中学生的满腔爱国热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战运动中。我们两个一同上街,一家家敲门去为红十字会募捐,我们还为红十字会缝制军需的棉衣、手套等。

那时十九路军正在浦东浴血奋战,正巧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开设了一家伤兵医院,于是,我就和陈蕴珍一同去医院志愿服务。我们给伤兵读报、写信,和他们聊天,安慰他们。我们从一开始见血害怕,见弹孔不敢看,到逐渐能勇敢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