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访谈 【爱梁者说】侯孝贤《悲情城市》专访系列(新增03年访谈:美丽而

侯孝贤: 台湾1945年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日本的影响在之后的至少20年里仍然相当大。试想: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说日语,在殖民期间,不论是在小学还是其他有心向上发展的人都不得不讲一口流利的日语(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里Hinoe和Hinomi的名字是日语的,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很普遍,这和他们的政治倾向完全无关)。

同时,人们在衣着方面和日本人一样遵从西俗,女人们穿花裙子。只有上了年纪的人穿传统的中国服饰。

人们仍然用一些源自日语的词组,比方说:邮局和警察局。学校的毕业歌也依然是旧时的日本歌,只是歌词是中文。 1945年到达的第一批外省人不是国民党。他们绝大多数是外人,为了获取在大陆不能得到的利益而来到台湾的投机者。

他们从久经战乱的地区而来,并希望能像过去一样行事。因此,使用暴力并尽其所能勒索钱财。他们不了解日本人在本地已然建立和遗留下的社会体系。那些犯罪份子主要来自上海,在台湾拉帮结派胡作非为。

当地的犯罪份子们被吓到了,但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随波逐流适应这样的变化并依样而行。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抛弃,一切都是适者生存的法则。这就是电影中的帮派场面的由来。外省和本省帮派的冲突在小镇时有发生,并逐渐波及到城市。

而今,他们都已经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清楚了。 许多台湾本省人很怀念日本人统治时期。社会秩序良好,一切正常,没有小偷和强盗。陈仪当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把自己的亲戚安插在政府的关键位置并公开鼓励手下同样任人唯亲。

他封锁经济,禁止和大陆通商,强征岛内生产的稻米出口到大陆。当地人饱受暴政,在腐败的统治下苦苦挣扎。 所有的愤怒和恨意都在二.二八事件中爆发了,事情导火索是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台北。

一个在街上卖西方香烟的女人被警察逮捕了(香烟是政府专卖,所以存在大量走私)。这个女人卖的也是非法香烟。她向警察求饶,但警察用枪猛击她,摔倒后又打她的头。围攻者被激怒了。一个人开枪,一些人死了。

第二天,整个城市陷入骚乱。在总督府官邸外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警察向示威者开火。之后,整个岛都陷入了台湾人和外省人的冲突。 在那个时候,台湾仍有新闻自由。陈仪政府的腐败可被公开抨击。而陈仪以此事件为借口钳制媒体发言并迫害知识分子。

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和消失了--实际上,这和去年X京的事情有着神秘的类似。陈仪试图冷静局势,通过咨询委员会讨论和解决台湾的问题。但是他实际上在拖延时间直至增援部队到来,部队一到委员会就成了第一批牺牲品。

大部分台湾本省人几乎没有政治观念。日本人鼓励对医学、商业等等的研究,但不是政治。后果就是,绝大多数人不明白大陆内战的焦点是什么。在这部电影里,文良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他的麻烦实际上是因为他对政治一无所知而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像他深谙封建传统的兄长那样,他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人。当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内战中失败之时,陈城被送来接管台湾。

他立刻开始实行进步的政治措施,例如利益分红和土地改革,这些显示了他从内战中吸取了教训。台湾本省农民认为陈城相当友好,我在《童年往事》中记述他的去世确认了这一点。 当然,本省人的独立运动从陈城抵达之日已经在地下展开。

这一运动来自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本土台湾人的运动。当蒋介石把政府搬到台北,一些人认为共产党会跟着过来解放台湾。实际上,如果朝鲜战争没有爆发,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

无论如何,从台湾开始实行军事法,所有的政治反对力量都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无法再公开讨论任何事情。就在差不多五年前,我几乎因为提及二.二八事件而被逮捕。这一禁忌当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以后才稍得放松。

中国的传统是:应该对你的私人事件保密。你被认为应该尽可能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管你真实情况如何。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拍《悲情城市》,不是因为要揭开旧伤口,就如同过去人们曾经掩盖它。

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必须面对自己,面对我们的历史。对于揭露二.二八事件,我没有政治企图。我只是知道,有些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必须去面对去解决。 后记 侯孝贤:由于我的年龄和背景,我想我有责任向年轻一代告知探寻台湾历史。

我感兴趣的方向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犯罪情况。不过我打算把那些将我规限在现实之中的现代主题先放到一边。比如说,最近两年被唐朝迷住了,我很乐于拍一部那个时代的武侠电影。

我想要在这样的领域拍摄电影--可以掌握时间和空间,以不同于我迄今为止所做的电影的方式。我愿意拍摄一些更具有表现主义的东西。首先,打算拍一部关于李天禄的纪录电影,这位老人曾经在我最近三部电影中出现。他经营传统的木偶剧团,我想要纪录下他和他所做的一切,希望不会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