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军 尹昌衡西征之影响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内顾国势凌夷,无多武力足为后盾,外瞻国际情势,正需列强承认”,在此内忧外患危难之际,尹昌衡“以国家之务为己任”主动提出平定西藏动乱的请愿,统筹藏事。尽管,当时“尹昌衡所统领的蜀军才成立三个月,所编军队仅一旅”,而且“长途跋涉,深入藏区,加之饷源又缺乏”,困难重重,但他置个人安危不顾,以国家安危社稷为重任,力主平定川藏动乱。
也正是因为有尹昌衡这样爱国的仁人志士的存在,才使西征军弃政府之软弱,壮军民之士气。
此后,民国政府一改过往之外交政策,由委曲求全转为义正词严,首次突破帝国主义的阻力,统筹藏务,剿抚并进,恩威并施,颠覆了清末中央政府治藏的妥协政策。同时,尹昌衡的西征也向英帝国主义表明,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西藏问题,其蚕食我国领土之野心终究不能得逞。尹昌衡西征对捍卫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遏制西藏分裂势力,稳定川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捍卫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
1.遏制了英帝国主义通过外交施加压力分裂西藏的图谋
尹昌衡西征伊始,英帝国主义恐损害其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多次向中央政府就西藏问题提出抗议,百般阻挠西征。1912年6月17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先是就尹昌衡西征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质询,22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赴英馆答复称,面告英使“川兵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
次日,朱尔典谒见袁世凯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调兵入藏,扰乱地方,牵动大局,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而袁世凯则答复:“民国政府因西藏动乱而出兵征讨,属当然权限内,断非他国所容喙。
”此后,中央政府顶住英帝国主义压力,于“8月11日,向汇丰银行借款四十万元,分给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及经略使尹昌衡,作为讨伐军费,并令尹昌衡督师从速前进。”又于8月13日,发表《满蒙藏之主权五事》声明,“民国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商为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现蒙、藏乱党反抗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蒙、藏乱党之主使者。
”这实则告诫英国政府勿干涉西藏问题。
中国政府之举动,令英国人极其不满。8月17日,朱尔典奉英外交部格雷之命,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五点抗议”,不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此后,于9月7日,12月14日连续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谓“如中国不答应的话,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最终,中国外交部于12月23日,就英国政府的“五点抗议”逐条加以驳回,并提出“中英为友谊之国,而有此等举动,中政府实为抱歉,深望早日取消此举”。中国政府敢于抗争,并严正声明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让英帝国主义为之恼怒,于是加紧了通过外交手段干涉西藏事务,先是认为“尹昌衡迨之最近又率师进攻巴塘、理塘、虽为藏兵击退,尹于此时增调军队,围攻乡城,仍欲由此进攻藏地”,后又称“民国政府此次回答毫无诚意”。
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蛮横干涉,“中国政府则以西藏为中国领土,若秩序不宁,中政府用兵与否自有主权,非外人所得干涉”予以回击。
由于中央政府在外交上的不妥协,与英帝国主义的不断抗衡,最终,“翌年2月7日,驻英公使又偕同该使馆书记、汉务参赞巴尔敦氏赴外交部,当面向陆总长声明:该国政府并无占据之事,嗣后对于西藏严守中立。中国再有用兵之举,英国决不干涉。此次复议较前议有明显不同”。
“英人恃势要挟,而我方极力坚持,由此可观之一二。我国当局在交涉上,较以前有较大进步。”。另与1912年11月3日签订《俄蒙协约》时的委曲求全相比,北洋政府就西藏问题的义正词严,维护国家主权之举,此实有赖于尹昌衡在川边驻有重兵。
2.遏制了英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分裂西藏的图谋
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窥视我国西藏,离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英帝国乃乘我国鞭长莫及之秋,以先发制人之举,一变其和平侵略之态度而为武力侵略。彼其用心,固欲由喜马拉雅山鲸吞四川全境,举东西诸地悉归彼势力范围之内也。
”“1911年,英帝国先唆使藏人驱逐清军助其独立,又乘机东进,欲进攻四川”;“是年12月28日,英军300余人窜入察隅南界德能村”;“翌年1月6日,英军千余人进占察隅的热巴、瓦弄一带,据察隅只有一站多路”;“后又于1912年1月16日命驻扎西藏之英兵自西藏经阿墩直向丽江府前进”。英人之野心,路人皆知。
据贝尔回忆,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亚东时,麦克唐纳曾面告,“谓彼将努力与中国人在拉萨交涉,若不能解决,望派我前往调停。吾政府于其行也,告以吾等愿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实行内部自治,不受中国干涉。
”当时,英外务大臣格雷,就如何助西藏独立做了详细说明,“藏人能先将拉萨华兵击败,并将其援军击退,则等至冬季,道路杜绝,英俄自有容喙之机会。至是而胁制北京政府,扶持西藏独立,非不能也。”然而,“六月下旬,藏军于拉萨川军驻地周围掘开堑壕,至7月6日行总攻击,一面围攻川军,一面将打箭炉、河口电线割断,阻其援兵,8月25日,尹昌衡援军抵炉关,先锋队则已到达理塘,从事攻击,进军拉萨”。
西征军进展顺利。
至此,英人欲通过武力助西藏独立之想法有所收敛。1913年5月,英使朱尔典谒见外交陆总长时,“称:接该国外交大臣爱德华二电:(一)前进拉萨军队已全退出藏地。惟留一师团,命璞哈斯本德留驻藏印交界地方。(一)该政府决不再派兵入藏。照中英藏约,尊重中国在藏主权,以保全英国在藏埠商权”。
(二)对西藏分裂势力以极大震慑。
1912年初,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命达桑占东等在西藏组织民军围攻江孜、日喀则和拉萨的川军。藏军连败川军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大吉岭入藏,提出:“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主,建立新国”,“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另外,藏军还趁机占领巴塘、里塘,势头甚猛。
自1912年6月以来,尹昌衡所率众部,长驱直入,一路恩威并施,藏军士兵多闻风而逃。“1912年7月26日,联豫、钟颖又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劝告他‘和平了处’,并将中央调兵入藏及川滇军奉命西征的电文随函转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之大震,产生了与中央政府和谈的愿望,于是先在“7月30日,达成了西藏地方与拉萨驻军停战协议”。
此后在8月间,又因“尹昌衡所率的先锋队二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兵,又围攻里塘的藏兵,一时间前藏秩序大乱”,“西藏兵马五千余“,“旋闻援兵至,弃地而退”,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只能是“亦冀罢兵”。
根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自民国政府于9月宣布川军停止进藏以后(此时的尹昌衡众部仍驻留川边,随时等待命令,进军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了汉藏恢复关系的五个条件”;与此同时,“又派人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进行谈判,都以‘藏民与满蒙回民族一律平等’为前提,承认‘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10月,还主动给中央主管西藏问题的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写信,“去冬川省起事,藏中至今未靖,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
另于12月29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电告驻印交涉官扎喜旺堆,“承认共和之意,业已电致大总统”。翌年2月3日,“命令边务大喇嘛洛桑吉麦结,致云南都督蔡锷,恳息战缓兵,并恳委员到境查办”。
由此观之,尹昌衡西征的节节取胜,给西藏分裂势力极大威慑,使其分裂西藏的行径有所收敛,此后川藏争论的焦点已由“武力驱逐清军转变为川藏划界及和谈地点等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在与中央政府继续争论的同时又不乏联系。
(三)尹昌衡西征对川边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人曾说:“西藏虽亲向自主,尚不欲与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因为“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护中国党”,“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就在西藏发生动乱之际,“藏人即喇嘛之一部分,皆暗通华人方面”,“或则接济华兵粮食”。对于大多数藏族老百姓而言,并无分裂之意。尹昌衡西征是一场反分裂的斗争,它符合广大藏族民众的意愿,是人心所向之举。
另外,尹昌衡进军川边后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安抚民众,化解了川藏矛盾,深受拥护,更为抵制分裂赢得了广大群众支持。这期间,尹昌衡“一面取消土司,分期设治,纳降抚顺,宣布恩施,又招集散兵,保护宗教,踏勘矿地,招徕商民”。
对于“僧众一草一木、颗米文钱,皆不收受,兵虽多,炮虽多,却恭顺番民,并不乱杀一人、发一弹,只是保护”,而非“从前满清官吏,动辄需索,动辄剥削,动辄杀戮”。尹昌衡所到之处宣扬“民国之惠,崇教之旨”,使之“倾心内向”。
“尹昌衡抚及番民,保护寺庙僧众,深受番民喜好,尹都督真为护法佛也,于是群生觉悟,皆大欢喜,咸传远迩,番众大服云云。”“尹都督熟悉藏情,素得藏民信仰者,驰往宣威,与其联合,恩威并用,则藏乱不难平”。
此外,“尹昌衡在川边原有旧制的基础上,设置了一些县府、官职,加强川边管理”,又极力促进川边经济的发展,军政皆整,使得川边呈现出了和谐的景象,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对川边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轰轰烈烈的西征最终因英帝国主义的阻挠以失败告终,未能实现尹昌衡的宏图大志,但却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重蹈蒙古覆辙”,为川边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说尹昌衡西征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总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都对尹昌衡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尹昌衡先生对国家、对民族是有贡献的”。尹昌衡其人颇具传奇色彩,其西征意义重大,是值得今人缅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