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博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大规模调水致地方抢水 汉江或变旱江

早在2010年初中国西南大旱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总工及灾害与环境研究中心总工刘树坤就针对南水北调工程提出,应该对影响水利调度的水文资料进行重新修订,对干旱的出现频率、可能性进行重新评估。

“旱涝这种极端气候现象在哪一年出现是偶然,但出现这种干旱现象是必然的。过去是用类似于多少年一遇这样的办法统计出来,这几年连续发生干旱,要赶快修订计算方法,重新评估这种极端气候发生的几率,而且这些资料都应算入水文资料里进行重新统计。南北方水资源如何进行调度,需要很好的规划。” 刘树坤说。

无偿“献血”

旱期向下游放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落成后,还要向北方调水,被誉为“小太平洋”的丹江口水库除了移民问题外,似乎与丹江口本地没什么关系。

中国的水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严重失衡问题,被认为是“南涝北旱”。统计表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占了全国水资源总量的八成,而北方仅区区一成。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原主任王化云的工作汇报时,放出话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这一个“借”字,发酵成了如今的南水北调工程。

2002年,这个工程最终在中国版图上画出了东、中、西三条线。其中西线因诸多原因引发众多反对声音,上马与否仍是未知数;东线深受水质污染困扰,治污艰巨。饥渴的京津冀豫各地,遂把希望托付中线工程—从水质从不曾低于二类的汉江调水。

1958年始建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地属湖北十堰,横跨于汉江、丹江交汇处下游800米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即始于此。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引水,路经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沿唐白河流域和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开挖渠道,在河南省郑州附近通过隧道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流到北京、天津。输水干渠长达1200多公里。按照计划,2014年汛期过后,丹江口水库正式向南水北调中线供水,首期年供水量为95亿立方米,二期年供水量达130亿立方米。

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披露的数字表明,丹江口大坝以上地表水源总量为388亿立方米,扣除每年23亿立方米左右的耗水量,水库年入库水总量为36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湖北首期就得取出丹江口1/4的入库水量,向京津“进贡”。

不仅如此,陕西循着水味也跟着盯上了汉江。

作为汉江发源地,陕西“贡献”了丹江口水库超过2/3的入库水量。虽位列北方缺水大省,但陕西本身不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地之列。

为解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调工程推进的同时,陕西省也在力推“引汉济渭”工程,即在陕西汉中市洋县境内汉江源头引汉江水,过秦岭,进关中地区,融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四大重点城市以及兴平、华阴等13个中小城市的工业、生活用水的大量缺口。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本已致汉江下泄水量减少,陕西省又调走上游部分汉江水,这让位于汉江中下游且严重依赖汉江的湖北陷入恐慌,对陕西频频提出异议。

2009年,陕西省副省长洪峰带领该省水利厅和“引汉济渭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赴武汉与长江委、湖北水利厅进行首次沟通,以期获得对引汉济渭工程的支持。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陕西以退为进,将“引汉济渭”工程目标改为:2020年调水5亿立方米,2025年增至10亿立方米,2030年调水量达到最终调水规模15亿立方米。

如此,从2030年起,汉江将每年向南水北调中线和“引汉济渭”两大调水工程“献血”145亿立方米,占汉江上游水资源总量近40%。

面对这一“严重失血”的水资源外流趋势,位于汉江中游的湖北省第二大城市襄樊自不甘坐以待毙,也加入了抢水大战。2007年底,襄樊市开始酝酿从丹江口水库直接挖一条58公里长的“引丹大渠”至老河口和樊城解决汉江“献血”后的渴水问题。该工程被命名为“引丹入樊”,设计日供水能力86万立方米,年引水量约3亿立方米。

动脉“补血”

湖北境内的汉江流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是湖北最为富庶的地带,区域内人均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南水北调中线和“引汉济渭”两大工程启动后,深受影响的湖北开始寻求“补血”源。它的目标锁定了长江。

2002年,湖北出具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中下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内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如果不考虑中下游治理,对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将产生不利的“四减少,四降低,四增加”:汉江流量减少,水位降低,水资源利用成本增加;环境容量减少,水体稀释自净能力降低,控制污染的难度增加;航运条件好的中水历时大幅度减少,航运保证率降低,航运成本增加;合适的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减少,水温降低,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

为缓解上游的“大失血”,湖北进而提出了应与调水工程同步实施的针对汉江中下游的四项补偿工程,其中之一正是“引江济汉”。

“引江济汉”,即调引长江水,弥补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量。具体方案是从长江荆州附近调水,经人工渠道于潜江兴隆注入汉江下游。渠道全长约67公里,将是中国现代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年平均输水37亿立方米,其中31亿立方米补汉江,6亿立方米补东荆河,改善汉江兴隆段下游270余公里区域的生态、灌溉、供水、航运用水条件。

2010年3月26日,湖北得偿夙愿,“引江济汉”工程动工。

除了“引江济汉”,湖北省快马加鞭,还提出上马一项暂命名为“引江补汉”的工程,以进一步对冲巨量调水的冲击。这项工程初定方案为从湖北境内的三峡水库蓄水区巴东县神农溪引水,经多级提水、穿越巨型隧道引至汉江上游支流堵河,再汇入丹江口水库。

据媒体报道,由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引江补汉”工程规划任务书,已在2010年7月上报水利部;预计引水量也由原来的60亿立方米提至100亿立方米,与南水北调中线首期调水量基本持平。

若“引江补汉”顺利上马,将与“引江济汉”共同成为向汉江动脉补血的两条重要输血管。

“肝肠寸断”

在中国现当代的水电开发热潮中,江河就像一个个大蛋糕,每个地方都想切上一块。汉江流域堪称典型,汉江1000多公里的干流上,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就达15座,平均每座电站相隔不足100公里。在汉江支流堵河的源头,1-2立方/秒的小水沟也修起了小水电站。

有人因此打趣,在地图上,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将变成一串“冰糖葫芦”。

长江委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开发水电的契机,提出可在湖北境内汉江干流进行九级梯级开发。随后,丹江口水库下游30公里处王甫洲水电站开工,并于1999年竣工。

2002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动工后,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汪恕诚来到湖北,主动提出汉江中下游梯级开发方案,要求将汉江中下游建设成为现代水利示范流域。汪恕诚在2005年亦称,借着南水北调这个机会,可以搞一个汉江开发计划,类似多瑙河或是美国田纳西的开发规划,它将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田纳西工程,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针对田纳西河流域启动的综合开发工程。在联邦政府下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通过在干支流上建起9个梯级共计54座水库,使得原本灾害频发、生态退化的这一流域得以起飞,并成为工农业较为发达的中等发达地区。

借“南水北调”之东风,这些平时不易立项的水电站,最终拿到了国家层面的通行证。目前,湖北设计的九级汉江大坝中,除华家湾因与兴隆水利枢纽在地点上过于接近,被国家相关部门否决外,孤山、丹江口、王甫洲、新集、崔家营、雅口、碾盘山、兴隆8座水电站都在建或已建成。

水电站带来的是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的巨大效益。卧揽汉江上游干流的陕西也丝毫不曾落后。陕西省也早从1997年开始,在汉江上游干流上兴建了黄金峡、石泉、喜河、安康、旬阳、蜀河、白河7座水电站。

被广为忽略的一点是,田纳西与汉江的区别在于不存在跨流域调水问题。而且,田纳西长达1450公里的干流上也仅有九个梯级开发,间距较长。汉江目前的开发程度,已大大高于田纳西河。

汉江流域支流的开发程度甚至比干流更加密集,据保守统计,汉江干支流上大大小小的水电站总数超过900座。

十堰市博物馆“南水北调”展厅里,有一块“十堰市水资源分布及利用”的沙盘,上面密密麻麻地标记了十堰市200多个已建和规划中的水电站项目。该市下属房县、竹山、竹溪、郧西等小水电站更是遍地开花,层层拦蓄干支流河水。同样,2006年6月的统计数据亦显示,陕西安康所在的汉江支流已建成小水电站近400个。

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等专家曾就此情况向媒体表达过他们的忧虑:目前汉江上游在建、规划的水电项目普遍缺乏流域综合规划,基本上是全流域超负荷梯级开发。无节制修建水库蓄水极易引发汉江两岸的山体滑坡,对本来就稀疏的地表植被造成破坏,同时引发水质、泥沙和地质灾害等问题,甚至会损害丹江口水库的使用寿命,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造成影响。

专家们不是杞人忧天。由于未考虑生态因素,汉江水电开发过去已有深刻教训:上世纪70年代初兴建的陕西石泉电站,由于破坏了周围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入库,而兴建时未考虑冲沙设施,目前已被淤塞近亿立方米;1979年完工的石门水库运行仅20多年,水库超过1/3的库容已被淤积;2003年八九月间,汉江中上游普降暴雨,陕南、鄂西北等地汉江干支流水库先是惜水发电,超容蓄水,后见来水汹涌,便先后加大泄洪,致使水逼安康、十堰,汉江沿岸大量公路、民居被毁,直接损失过亿元。

期待一个全流域规划

6月4日上午,在丹江口水库坝顶,前来考察的温家宝总理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央决策的重大工程,必须建设好,但有四个重大问题应该全面考虑:一是水质问题,要保证一泓 清水到北京,这既涉及库区周边水环境,也涉及南水北调沿途输送环境;二是移民问题,要保障移民得到妥善安置和长期稳定就业;三是汉江水环境容量问题,要密切关注汉江水环境的变化,防止水体富营养化;四是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

但在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环境与灾害研究室主任杜耘博士看来,目前的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

“水是战略资源,水资源怎么分配是个大问题。以后水资源肯定会进一步短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预先的协调机制,你抢我也抢,以后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乱子。”杜耘如是说。

由于各行政地各自为政,汉江的规划同样分散且无序。比如,水源归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汉江下游治理归湖北省南水北调管理局,此外渠道、航运、环保等也是各归各口、地方归地方。

在杜耘看来,汉江流域应该有一个全面、系统、公开的规划。

“据说汉江流域已经做了一个全流域规划,是长江委做的,但目前我还未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规划,因为牵涉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湖泊、农田生产、城市发展各个方面,应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若仅由一个部门来规划,可能会因涉及局部利益,或因视野问题、站的角度不同,从而不自觉地出现偏颇。”杜耘说。

杜耘认为,在汉江流域的开发和管理上,中国可以效法欧洲,“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联动,建立类似于莱茵河的管理委员会,大家一起来商量、平衡”。它应由一个更高层次的部门来统筹,组织社会各界参与,甚至包括民间人士和民间组织在内。

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是沿途几个国家的饮用水源。曾经号称“欧洲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的莱茵河,现在却是公认的世界上管理得最好、人与河流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一条河。这源自莱茵河流域各国的有效协调合作。

莱茵河由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由各成员国的部长轮流担任。而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总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的国家,在河水污染的问题上,荷兰人最有发言权,最能够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对于治理污染也最有责任心和紧迫感。

莱茵河保护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从来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工作人员仅仅12人。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中的观察员机构把自来水、矿泉水公司和食品制造企业等“水敏感企业”都组织进来成为水质污染的报警员。例如,荷兰一家葡萄酒厂突然发现,他们取自莱茵河的水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化学物质,酒厂立刻把情况反映到委员会。

委员会下设有分布在各国的8个监测站,迅速检查出来,这种物质是法国一家葡萄园喷洒的农药流入了莱茵河。很快,这家葡萄园就赔偿了损失。

类似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汉江流域来说,也是势在必行。

杜耘说:“跨流域调水毕竟是"牺牲了我的利益来保证你的利益",因此对于水源地应该从经济上、生态保护上进行补偿。”

“此外,在全流域规划的前提下,我们现在最需要算清楚几笔账,然后再来分配这个水资源。比如陕西这一块,经济发展、工农业发展需要多少水,需要从汉江调多少水,应该从大方向上算清楚。协调好以后,比如我超额用水,就要花钱买,或者进行生态补偿。建立起这样一种靠资本或靠经济来撬动的机制,或许更有利些,单单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

另外,杜耘一直呼吁建立起一个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动态监测网络。

“对于汉江流域的生态问题,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认识。调水之后,汉江就成为一个生态敏感区,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地区,值得我们去投入做这个事情。所以应该长期对水文变化、区域环境影响、山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物种等全面地进行动态监测,现在水环境有一些监测,但是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覆盖监测还没有进行,仅靠一些科研项目定期去取样分析还是不够的。

”杜耘说,“长江流域就已经建立起了对物种、水土流失、地下水、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监测,汉江流域也应该尽快开展这样的监测研究,并且这种监测研究应该由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来共同承担,才能保证这个数据的公正性,更公正、更可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