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与刘湘 刘文辉与旧西康的那些事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康建省,成为改变四川基本格局的两件大事——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将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由此,重庆成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而最早始议于清末建省的西康,在抗战烽火最为艰难的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西康省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四川藏区、彝区的建设。
70年弹指一挥!
如今,曾作为原西康省省会、地处川西咽喉重镇的雅安,在“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西康文化的打造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作为当年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原西康省省会雅安,同时也引起国内媒体的强烈关注。日前,记者走进尘封的历史档案,为读者带来一个个新的档案故事……
揭开往事面纱
昔日川康考察团
在这些考察队伍中,有一位28岁的年轻学者孙明经,与40多位学界泰斗一道抵达雅安。他们从1939年的6月初启程至12月底,手握照相机,肩扛电影摄影机,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万余里,完成了一次用电影活动影像和照片记录考察成果的茶马古道科考之旅。
孙明经为什么会来到西康进行科学考察?
孙明经的儿子孙健三在《孙明经1939走进雅安》一书的记述中,详细揭开了这次川康考察团之行的神秘面纱——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武汉失守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轰炸。
1939年,广州、长沙、武汉、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
要坚持抗战,前方需要武器弹药、粮饷、交通运输、通讯、医疗救护等支援;在抗战的后方,则要保障民生、要建设、要办工厂……每一项都少不了的是钱!
“到哪里还能再多筹集一点税款?”这个问题摆在了大后方人们的面前。
“茶税救国论”于是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走到前台。
当时,负责抗战物资总调配的钱昌照提出,由四川教育厅长郭有守组建一个高规格的考察团,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十多所大学的40多位著名学者,于1939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陆续赶到西康雅安报到,并在雅安组成多个专业组,分头开始西进考察。
“为使这次考察得到刚刚成立的西康省的主席刘文辉的理解与支持,考察团定名为‘川康考察团’。考察团集合与誓师出发地,也确定在刘文辉的常驻办公地雅安……”
在文化艺术界,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师,也云集西康雅安,留下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墨宝。如今,在雅安市博物馆内,仍珍藏有大师的作品。
几乎与此同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事,同样开始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古建筑调查之路。
当年,梁思成等一行的考察足迹曾经到过哪些地方?
原来,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梁思成所在的营造学社基于当时时局的紧迫,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古建筑的重任。1939年的川康考察,就是营造学社随中国的学术机构内迁之际最后的一次古建筑考察:
1939年9月初,梁思成和专家刘敦桢等一行到达重庆,先是考察了重庆、成都及其周边的古建筑。由于当时日军正在对中国的抗战后方进行大轰炸,梁思成一行的考察只能在防空警报的间隙中紧张进行。
1939年10月,梁思成一行结束了在成渝两地的考察后,直到1940年2月,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遍访雅安、乐山、宜宾、广元等地,跑遍了大半个四川。
1939年10月20日前后,梁思成对雅安的汉代石阙——高颐阙进行详细测绘,不仅进行了手工画图,还作了多方位的拍照,用珍贵的影像记录下高颐阙当年的样貌。
梁思成一行于1939年对川康进行考察的成果,后被收入《中国建筑史》《西南建筑图说》等著作。
“孙明经1939年作为专业摄影师,加入川康科学考察团,随地理组考察雅安、康定以北和以西的藏区,而在甘孜考察之后,进入德格、白玉、义敦、巴安、理化、雅江路段的考察,只有孙明经一人独自前行……”
在将近6个月的考察中,孙明经共拍摄了8部电影资料短片和2000多幅精美照片,并已成为人们认识当年西康风土人情的系统材料。
1944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再次邀请孙明经重访西康,除了给西康当地的人们放映他第一次来康考察拍摄的电影外,又再次拍摄了西康建省后的新面貌。
而今,在雅安市档案馆,一本已被无数次查阅的《良友》月刊,也记录着当年川康考察团一支支考察队拍摄的珍贵的影像镜头。这些影像,清晰地记录下西康的山川、河流、物产、民情风物、风俗习惯以及原西康省当时的社会结构情况。
在四川省档案馆、雅安市档案馆以及建川博物馆等处,记者还发现了关于刘文辉当年向中国各地的商人、学者、专家发出的邀请信函和往来文书等,真实地记录着刘文辉在西康这片土地执政期间曾经发生的一个个隐秘故事。
刘文辉坐镇西康
雅安的“洋”旧事
据档案资料记载,刘文辉号自乾,系四川大邑县人,18岁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20岁毕业返川,经刘湘介绍,先为刘存厚原部属,后为川军第二师陈洪范部属,先后任营长、团长、混成旅旅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曾豪言“先统一四川,后问鼎中原”,一时成为川军混战中实力雄厚的军阀。
1929年,刘文辉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3年被刘湘为首的川军击溃。退至川边防区,军部驻雅安。1938年,行政院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康省政府主席。1939年西康省政府正式在康定成立,省会虽设康定,但二十四军军部长设雅安,刘长期坐镇雅安,将雅安作为西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西康省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建省后刘文辉提出“十大建设”方案以及“三进主义”和“三化政策”的建设方略。
“三进”即:对康属稳进、对雅属逐进、对宁属猛进;“三化”即:对少数民族以德化代替征服、以同化代替分化、以进化代替羁縻。刘文辉的这些方略,当时对安定西康、发展经济起到一定作用。
当时,雅安城区很小,街道狭窄,市容脏乱,过河仅靠木船渡。1942年,刘文辉改造旧街道,扩建新市区。1943年,刘文辉用50寿诞的捐索兴建青衣江铁索桥,为雅安第一座跨江桥,并命名铁索桥为“文辉桥”。 在管辖西康期间为弥补军政开支,刘文辉一度在西康解禁禁烟令,公开征收鸦片税,造成罂花遍地开,烟灯照城乡,下属竞相贩卖鸦片。1946年,迫于各方压力,又下令“铲烟”,激起民怨,由于其一时过失酿成民国时期震惊全国的“雅属事件”、“倒刘运动”。
然而在教育方面,刘文辉在西康则是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先进文化教育,甚至还开设专门的夜校扫除文盲。
青衣江南岸,张家山上,一幢青灰砖瓦房如今已成为四川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便是镌刻着深深历史印记的“教会学校”——私立明德中学。
除了中式的传统学校教育外,早在1922年,来自美国的教育博士施勉志在基督教浸礼会的资助下,就开始在树木葱绿的雨城区张家山新建了私立明德中学。施勉志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位校长。此前,洋人们已经在雅安市区的中大街和小北街的两个地方建立了私立明德小学。在芦山,他们同样也建立了私立的明德小学。
据档案资料记载,当时,雅安基督教友家庭和一些较为开明的乡绅,还有做生意、开店铺的富商们,以及地方政府中不少有背景的人物,都纷纷把子女送到这所比较“洋盘”的中学去读书。
据记载,那个时候虽然学生们的学费和生活都不用掏钱,甚至有家庭相对困难、并受到学校贷款资助的情况。明德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每天吃住都在一起。学生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向老师请教。有时候,他们还会到山下的乱坟岗去找寻骷髅,以便在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搞清楚人体的结构。
学生们非常喜欢的是,有时列着队,举着私立明德中学的横幅,唱着歌儿从城区走过。或者在某天夜里,提着学生们自己做的手工灯笼之类,在市区街上穿行。每每这种时候,便会有不少好奇的人,向他们投来注意的眼光。
但明德中学里还是有不少学生,不愿意全听“洋鬼子”们的话。西康时期的一份档案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是1940年代的一天,学生们冲到了浸礼会,把教堂砸了个稀巴烂。除此而外,许多学生们还一直反对教会强压大家去听“福音”,学校也不得不把硬性的规定改作“弹性处理”,只鼓励大家自愿前去。
学校建好后不久,当时的国民政府就要求,教会学校的校长要由中国人来担任。但由于学校的资金来源是他们提供的,所以施勉志和他的洋同事们在1925年后虽然不再担任校长一职,实际上明德中学的财物大权,还是一直都由他们来负责。
“施勉志、康乃凯、韦克礼等美国人,由于他们掌握着学校的财政大权,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学校的‘太上皇’……”后来曾任明德中学校长的陆雁秋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说。
西康省正式成立后,十分注重发展地方教育的刘文辉自然也少不了与洋人们打起交道。
在西康建省后的第5年(1944年),西康省立女子中学也在原雅州府文庙的位置(雅一中、即今田家炳中学)成立起来,并坚持专门招收女生到1949年下半期,这也是雅安学生男女分校最后的“三八线”。该校从建立开始,一直到1950年2月雅安解放,这所女子中学总共招收了上千名学生,为雅安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
在当时的西康女子中学,学生们分为高中和初中两段,高中女生日常穿着的是蓝色学生旗袍装,初中学生们则一副童子军打扮。
在市档案馆的一份记录中,详细记载了女子中学的情况:“女中童军要进行军训,科目包括救护、修桥、防空等等军事技能的训练,政治课课本也是由军方人士编写的教材。”
神秘电台引领
旧西康走向光明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记载,刘文辉除了苦心经营建设西康省,还一直坚持反蒋。
1928年和1930年,刘文辉曾两次通电反蒋。1936年他为保存实力,未大力堵截红军,又与蒋介石结怨。
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后,刘文辉除任省政府主席外,兼任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但因非蒋的嫡系,恐遭蒋的宰割而心存芥蒂。蒋介石坐镇重庆,觊觎西康,刘文辉遂有寻求中共政治上支持的倾向,并在雅安保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支持民盟、民革在川康活动。
1942年2月,周恩来同刘文辉在重庆单独见面。
1942年4月,刘文辉在雅安决定遵守周恩来向其代表邹趣涛口述的《八路军与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
1942年6月,周恩来派王少春为南方局联络员长驻雅安,由刘文辉掩护中共在雅安苍坪山下设立秘密电台,从而与共产党建立并保持联系,加入了反蒋统一战线行列,由亲共进而拥共,直到西康起义,演绎了一出更精彩的雅安版《潜伏》剧,王少春也成为雅安的“余则成”。
1949年10月下旬,刘文辉由雅安去成都,结成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为核心的反蒋力量,准备相机配合行动。当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至成都,企图组织“川西大会战”负隅顽抗。12月5日,周恩来电告刘文辉“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行动关键是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不让胡宗南匪军窜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12月9日,刘文辉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联合邓、潘在彭县通电起义。
1949年12月12日,西康省政府和二十四军在雅安发表拥护起义文告,相继成立“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后经刘文辉更名为“西康省临时军政会议”),刘文辉任主任委员。
刘文辉起义后,国民党胡宗南、王陵基部沿成雅公路向西康窜入,起义部队奋起反抗。
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派部队在邛崃、名山设防,在中共地下组织、民主党派组织的游击队配合下,步步阻击敌军。
1950年元旦,起义部队在邛崃桑园同人民解放军会师。蒋介石幻想的“川西大会战”计划被刘文辉起义所彻底挫败,绝望之际最终放弃大陆,乘飞机逃往台湾。
1950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廖志高率部进驻雅安,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1950年4月25日在雅安新康路今四川农业大学所在地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批准任命廖志高为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
解放后,刘文辉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6年6月病逝北京,其遗著有《军事哲学纲要》《南巡演讲集》《建设新西康十讲》《刘文辉演讲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