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我的治学经验 冯契的治学经验与方法

冯契(1915―1995),浙江诸暨人。1935—1944年,冯先生求学于清华,后在哲学研究中以清华“实在论”、逻辑分析与古今中西会通的治学理念为思想源头,接续传承清华学脉,创造性地建构智慧说体系,以此奠定其20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的地位。

早在七十年前,即1943年冯契先生跟随金岳霖读研究生时,便开始写作《智慧》的毕业论文。从此,智慧的探索成为了冯先生一生的“哲学工作”。这位一生研究兴趣在哲学本身而不仅仅在“哲学的历史”的当代著名哲学家认为,作为智慧对象的“道”既能“得”也能将其说出来即“达”。

求索“智慧”半个世纪的哲学家冯契,因智慧说创造性地回答了20世纪科学与人文冲突的时代难题,也因以沿着实践唯物主义的道路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与今天一些纯粹的学院派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冯契始终认为自己的“智慧说”能够真正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冯先生踏上学术研究道路开始,他就始终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中心。他认为,“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没有这样的真切感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今天我们从《冯契文集》中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冯先生所理解的“哲学的生命所在”,即“哲学要面向现实,要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要敢于回答,不要回避问题”。

所以,冯先生说,作为时代中心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过去是革命的问题,而现在则是建设的问题,“每一位哲学工作者应该关心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努力”。

也正是这种治学的取向,在他“一二聰九”运动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后来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他在昆明求学时期读到《新民主主义论》,便让他觉得“很亲切”,使他“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

但是,困扰冯先生的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对“知识与智慧”的现成答案。冯先生要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必须吸取各种哲学学派的合理因素,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自我封闭的,要进行会通中西的研究工作,这样不仅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也能使得自己达到一种新的哲理境界。

于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又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智慧说建构原则。首先来看“化理论为方法”,这是指“以得自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之道,来还治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本身”。实质上,这种智慧说的建构原则也是其治学的基本原则。

那么,如何获得智慧?冯先生觉得应该“从书本中汲取智慧”。虽然冯先生认为,学习不限于读书,“但读书确是人生乐事”。如何读书呢?晚年的冯先生回顾说,“我的办法是按性之所近和时(时代)之所需来选择若干种,实行精读、反复读,并且开动脑筋,细细琢磨”。

也就是说,治学读书不能只读不思考,必须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如果不思,那么将会导致对名家、名著的盲从,迷信权威,不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来。

即使冯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当作教条来对待。面对马克思主义,冯先生说:“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思考、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

”正是有了这种见识,冯先生较早地摆脱了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其次,“化理论为德性”,在冯先生看来,这句话主要指治学上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哲学研究要言行一致。因为,哲学家不能嘴上是墨家的、至少是儒家的、道家的,行动上却是杨朱一派的。

所以他一生反复强调“做人与为学的一致性”。另外一个意思是,研究哲学,应该使得哲学具有个性,体现哲学家本人的情感、趣味和理想性。他认为,如果所有的哲学都是千人一面,将一定有许多不真诚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可想而知,不真诚的哲学必定会失去吸引力,也当然没有了说服力。

“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这是冯先生治学的又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这是爱智者的本色。在1994年,冯先生为其《智慧说三篇》写导论的时候说:“研究哲学不能依傍门户,不能人云亦云。”当然,自由思考并非就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独自冥想,要“与老师、朋友、同学进行自由讨论”。

我们知道,对话与讨论在哲学原初形态那里是极为重要的,无论孔子还是西方柏拉图,都是以一种对话体的方式来阐述哲学。冯先生也一样,非常重视治学要对话与辩论,他认为要像荀子所说的那样,“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有利于克服两种错误的治学态度,“一种是被前人所压倒,不敢批判、创新,另一种是有了一点见解、心得,便狂妄自大”。

而冯先生自己主张治学一定要自由思考,要有宽容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胸怀,要借助“百家争鸣”克服掉独断论的倾向。当然,在目前学术风气浮躁的氛围里,我们还应该按照冯先生的意思,将超越功利,追求智慧作为“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的第三层意思。

实质上,在1992年冯契接受《方法》杂志采访时,又再次谈到这一告诫。他说,如果一个人始终用功利的心态做学问,难以求得真理。在一次会议上,冯先生说:“我不反对像泰勒斯那样赚钱,但历史上的哲学家极大多数都不会赚钱。

谋利之道与人生之道、真理之道毕竟是不一样的。”所以,冯先生说要保持治学的真诚,这就要“拒斥异化,警惕虚伪,加以解蔽、去私,提高学养,与人为善,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坚定的操守,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

这里冯先生讲的治学中的“解蔽”,就是说要通过提高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来破除种种蒙蔽,而“去私”就是说,要能够真正地推己及人的真诚思考。

坚持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会通中西哲学,这是成就冯先生哲学家地位的最为重要的治学理念。冯先生回顾自己的哲学研究道路时说,“当我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了解它时,很自然地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展开”,这样哲学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对于会通中西哲学,冯先生认为时代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凡是在近代史上起了影响的哲学家,一定是善于将西方先进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这种治学理念应该成为当今人文社科研究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