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庄子“持竿不顾”与姜尚“直钩钓鱼”

庄子钓于濮水,以一句“吾将曳尾于塗中”回绝了楚大夫“愿以境内累矣”之高官厚禄;而早他七百多年前以直钩钓于渭水的姜尚曾曰:“老朽钓鱼乎?非也,我是要钓王侯将相。宁在直中取,不可曲中求。”继而被周文王请出山,助武王一臂之力。

两种与众不同的钓鱼方式,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在一般人看来,钓鱼仅是为了家人果腹,解决温饱,再高雅一点来说,还可以陶冶情操,修养性情,却均比不上姜尚与庄子的这种大境界。

庄子的持竿不顾,是缘于他精神的快慰与心灵的宁静,心无旁骛,无为而为,顺其自然,乐在其中,既无君臣礼仪之约束,也无世间凡俗之讲究,他的心是浮游于天地的白云,逍遥自在,岂可为区区“境内”之事所累?姜尚的“直钩而钓”目标在于王侯将相,心在此而意在彼,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一语升华了姜太公的人生大智慧,他为了结束纣王的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来到渭水之滨,栖身溪旁,静观事态变化,待机出山。

一个是为了入世而钓鱼,一个是为了出世而钓鱼,哪种做法对呢?我们不能简单的去肯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个,若是庄子跟着楚大夫进了皇宫,道家便少了一位杰出的继承人,后世便少了一本洋洋洒洒的《庄子》,若是姜尚隐居山林,从此不闻政事,武王伐纣便困难重重,人民依旧生灵涂炭,中国历史上也少了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的有着各自的意义,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着相同的根本目的,他们都在垂钓自己的人生。

庄子与姜尚均堪称为“隐士”,一个是无为而隐,一个是为出世而隐,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像庄子这类的隐士数不胜数,许由洗耳不任王位,伯夷叔齐誓不食周粟,介子推大火烧身而誓不下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向天下读书人宣告自己的处事原则:做不召之臣,说到不召之臣,绝对得提孟子,他以其凌然风骨傲视权贵,以其浩然正气抗衡君王权威,可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试观今日,有此气骨之人早已是凤毛麟角,现在的读书人,对于财权,哪个不是心驰神往,哪个不是趋之若鹜,想秦国丞相李斯即使如此,在秦国为官,已经做到丞相之职,可谓富贵功名集于一身,权大势重不可一世,而他贪心不足,居功自傲,忘乎所以,结果做了阶下囚,身败名裂,临刑前,他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迁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不仅丞相做不成了,连做一个布衣百姓与儿子外出狩猎的机会也没有了。

人生于世,力争上游,理所当然,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求之不得,苦恼失望,得到之时,不觉老之将至,岁月无情,更是可悲,哪比得上庄子浮游天地﹑笑傲千古之快慰逍遥。

那姜太公的直钩钓诸侯,辅佐周王室就错了吗?不尽然也,姜太公的隐是为了更好的出,常曰时势造英雄,只有他钓上了诸侯才能在统治者那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挽救苍生于水火,其胸怀天下的大气魄,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姜太公的洒脱,而且其自在程度足可以和庄子的无为境界等量齐观。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姜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隐居隆中,只待刘皇叔三顾茅庐才肯出山辅政,他们同样的恃才傲物,同样的孤芳自赏,但他们是独立于入世姿态之外的,一旦有知遇之机,马上就会直冲九霄,大有作为,他们是为了名利才这么做的吗?那是缺乏远见卓识之徒的狭见,他们的行为远远超过了功名利禄可以承载的底限,他们视天下为己任,抚慰苍夷,建立太平,还苍生一个清平世界,这种心态是庄子他们所构建的无为链条上极为关键的一环,从他们的人生理想上来看,他们都是符合深厚的儒家思想的,进行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实践,他们固然不同于孟子一类的不召之臣,只为将自己的宿生理想转化成一种积极的人生意义,哪论人生长短,只图无愧于心。

不管是庄子持竿不顾的入世,还是姜尚直钩而钓的出世,都是在经营者自己的人生,最终目的上,他们都是一样的,有着同一个心灵归属地,那就是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还一片生命的本然。只是用了不同的途径来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好似不同的涓涓支流汇入同一片汪洋大海。

这两类人生姿态却又大大不同于当代人,当代人为达目的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既不同于庄子的逍遥洒脱,不违己心,也不同于姜尚的胸怀大志,无悔一生,当代人更津津乐道于尔虞我诈,权益冲突,结果同事互怨,宾主猜忌,夫妻反目,朋友成仇,最终导致身心俱疲,不免郁郁了却一生。

我们实在应该提倡一下庄子的持竿不顾之境界与姜尚直钩而钓之高度。出世与入世本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的生存方式,没有此高彼低之分,也并非中国仕途的两个极端,相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则更像是在走极端,活得累不说,还了无意义。那至高的人生境界离开我们实在太远了,我们真的应该停下手中庸庸碌碌之事来回味一下昔日溪水之傍那场无声的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远离名利的缰绳枷锁,背对着红尘的世俗羁绊,做一回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