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毛泽东的寻子记

毛泽东一生前后有10个子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6个子女皆不幸夭折或失落民间。在这6个孩子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外,其余5个孩子均为贺子珍所生。毛泽东一生多次经受丧子失女的痛苦,这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念孩子们,曾派人四处寻找。在丢失的四个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是毛泽东丢失在中央苏区的孩子毛岸红。

毛泽东丢失的第一个孩子,是他和杨开慧所生的男孩叫“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时,毛岸龙才4岁。毛岸龙的外婆和舅舅怕敌人对孩子下毒手,便将毛岸龙与毛岸英、毛岸青三兄弟秘密地送到上海,由叔叔毛泽民和婶婶钱希钧照顾。毛泽民把毛岸龙安排在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岌岌可危。组织上突然通知毛泽民、钱希钧与党的其它领导人一起转移。事发突然,毛泽民没有来得及将毛岸英三兄弟安顿好。就这样,毛岸龙与毛岸英、毛岸青三个孩子,一起流落上海滩。毛岸龙年幼体弱多病,在流浪中与兄弟们走散,从此渺无音讯。后来,党组织得知后,派人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找到,由专人照管,孩子们这才结束了流浪的生活。

毛泽东第二个丢失的孩子,是他与贺子珍在福建龙岩所生的一个女孩,已有了男孩的毛泽东,再添个千金,不胜喜悦。但由于敌情变化,红军弃城撤退,毛泽东只得将心爱的女儿寄养在群众家里。两年后,毛泽东带着队伍再次打下龙岩城时,贺子珍回来找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已不在人世”。

毛泽东失散的第三个孩子,是他和贺子珍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叫毛岸红。这个孩子出生在长汀福音医院,由傅连璋亲自接生。当时,生产后的贺子珍得了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给孩子喂奶,毛泽东就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作“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很大,长得特别像父亲。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来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毛。每次来医院,他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侯,正赶上孩子睡着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她们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倍受宠爱。毛泽东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

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商量,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照顾。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孩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到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的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为了不负毛泽东夫妇的重托,确保孩子安全长大,毛泽覃没有将孩子的下落告诉任何人。不想,后来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在毛泽东失散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就是毛岸红。长征开始后,有很多红军将士为了革命丢下孩子,毛泽东的秘书长古柏的孩子古忆民,一出生就被丢在了赣南。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聊慰毛泽东与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专门回到苏区,寻找下落不明的“毛毛”。当时,毛泽东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还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毛泽东惊闻噩耗,十分悲伤。他说“不要再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就这样,寻找毛岸红的事情,因贺怡的去世而停止。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信中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她和毛泽东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收到这封信后,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一次开始寻找革命后代。江西省委指派省优抚处干部的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在红军留下的孩子中遍访查找。不久,任务组真的找到一个男孩,他的岁数与毛毛相同,血型与贺子珍的血型相符,孩子的相貌也与毛泽东十分相似。几经查询,终于弄清孩子的身世。原来,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收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江西省政府立即把男孩的照片和材料送到中组部,中组部把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转给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和照片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照片和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不久,江西省政府安排王家珍和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前往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止不住喜泪纵横,她声音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想起了当年亲手缝制衣服送给毛毛的情景。贺子珍一把将男孩紧搂在怀里大哭,多年母子分离的痛苦顷刻间奔泻出来,这一刻让贺子珍等得太久太久了。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毛毛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和毛泽东当年所生的毛毛。

刘少奇和周恩来也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周恩来还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他却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这样一句话。朱道来究竟是不是毛泽东丢失的儿子毛岸红呢?

正在事情要真相大白时,又节外生枝。曾经将“朱道来”接走居住的叫做“朱月倩”的女人,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朱月倩曾经前往瑞金,说“朱道来”是她和丈夫留在瑞金的儿子,所以将“朱道来”接到南京居住。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应该慎重处理。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革命后代的身份确认,还涉及到两个母亲的感情。两位母亲都是革命的功臣,为了革命事业,她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作为母亲,她们只是想获得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这种感情是挚烈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伤害的。

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考虑再三,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来主持处理这件事情。赵尚志为人精干,处理事情很细致,他通过调查了解,逐步理清了“朱道来”身份的谜团,但他仍不肯轻易结论。“只能细心谨慎行事,万万不可马虎大意。”他反复这样叮嘱自己。

这天,赵尚志走进了上海市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此时,贺子珍已经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接到了上海。这几天,一向幽静的庭院热闹起来,贺子珍忧郁的脸上展现出难得的笑容。她将奶妈当作亲姊妹,也当作贵宾,盛情款待。她详细地向奶妈叙述了自己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所在地就是奶妈的家乡。赵尚志请奶妈谈谈事情的原委,询问她“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奶妈毫不犹豫地回答:“孩子是毛主席的呀。”这个回答推翻了赵尚志原先的判断,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事情进入到僵持阶段,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作进一步调查。任务下达到民政厅朱厅长头上。朱厅长当即派负责调查了解的干部王家珍,将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寄给了华东局。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证明:“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分别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呢。赵尚志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请中央组织部派人来解决了。于是,赵尚志带着黄月英和“朱道来”,前往北京,希望通过中组部,来解决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但在当时,中组部确实是这样做了,而且是非常严肃、慎重地进行了处理。之前,中组部就打来电话,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同“朱道来”、黄月英一同上京的还有王家珍,他们一行几个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在京期间,曾有不少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了这个引起争执的孩子。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周恩来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毛泽东听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为了不伤害两个母亲的心,为使孩子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朱道来”既不返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上海贺子珍身边,而是将孩子留在北京读书,并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的日常生活。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家里都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或是革命者的后代。

后来,“朱道来”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许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都在这里就读。学校的教学条件优越,“朱道来”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很努力,门门功课都居上游。后来,“朱道来”凭借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来”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在南京病故。

毛泽东说过: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这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那伟大而又宽阔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