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与李四光 李四光与北京的缘

沙滩后街北大理学院原貌,李四光曾在这里执教

李四光夫妇在北京的结婚照

2009年10月26日,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李四光的科学成就,大家早已熟知;可是,李四光与北京几十年的缘分,却是鲜为人知。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出发,回溯历史的记忆,追寻李四光先生在北京的足迹……

■教育街上的清学部:李四光对北京的最初记忆

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金风送爽。乘坐新开通的地铁4号线,我在西单站下车,从西南口出站。地面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繁华的商业区景象。

我向南走了两分钟,右手边出现一个路牌:“教育街”。拐进这条胡同,闹市的喧嚣,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三两两的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

教育街最东头,路北是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砖灰瓦,朱漆大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黄颜色的门牌上写着“教育街1号”。旁边,还有一个不显眼的灰色牌子:“清学部”。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这里最早是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的府邸。爱新觉罗·尼堪(?-1652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早年屡立军功,顺治六年(1649年)封为敬谨亲王。顺治九年(1652年),抗清将领李定国率军进攻衡州,清军惨败,主帅尼堪战死。

敬谨亲王府南边的小胡同,在明清时期称为“铁匠营”,俗称“穿堂门”,很不起眼。到了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废除科举制度,成立学部,就在原来的敬谨亲王府办公。民国成立后,改学部为教育部,教育部南边的胡同也就改称“教育部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为“教育街”,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宣统三年(1911年)的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了这条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轻人,一个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他们都是从各国留学归来的学子,此番进京,是要来学部报到,然后参加清廷组织的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试的黄榜。学子们看了榜,纷纷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边,祝贺他金榜题名。他向大家道谢,神态非常平静,只是微微抬起头,望着远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那张黄榜在“工科进士”后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李四光。

■李四光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为应付清廷才进京考试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下张家湾(今属黄冈市团风县)的私塾先生李卓侯喜得贵子。因为儿子排行老二,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名字:李仲揆。

生命最初的13年,李仲揆都生活在农村。5岁时,他进私塾读书,学习非常用功。每天午后放学回家,就和长兄一起帮助家里劳动,扫地、提水、推磨、捣米、打柴……晚上,又和哥哥一起在油灯下背书、习字。

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仲揆跃跃欲试。

1902年,李仲揆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表。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

李四光进入武昌西路第二高等小学堂学习,因为成绩优异,在1904年7月被选派官费到日本留学。1905年7月,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1907年7月,他毕业于弘文书院,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主修舶用机关(船用机械)。

1910年夏,他顺利结束了在日本的六年留学生活,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在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同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但是,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官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必须进京参加考试。1911年,湖北学务处命令本省的留学毕业生于农历七月十日(公历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学部报到。为了应付官府,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清廷统治中心的虚实,李四光毅然决定去北京应试。于是,就有了前文所写的他到学部报到的一幕。

考试发榜后不到一个星期,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兴奋不已,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队伍。湖北军政府任命他为理财部参议。

李四光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真是来去匆匆。也许,先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还会回到京华,并且和这座城市结下更深的缘分。

■地安门东吉祥胡同:李四光在北京租的第一间宿舍

秋日的地安门,纵有车辆穿梭,行人往来,却毫不杂乱,保持了一份独特的宁静与从容。我从地安门东大街出发,经过几条小巷,来到了东吉祥胡同。由于旧城改造,这里正在拆迁,几乎没什么住户。

在清朝,这条胡同位于皇城内,在乾隆时代即称为“吉祥胡同”。1920年的春末夏初,三位文质彬彬的年轻学者走进了这条小巷,轻声探讨着一些学术问题。

三位学者当中,最年轻的叫丁燮林(笔名丁西林,1893年-1974年),后来成为北大物理系主任,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年长一些的叫王世杰(1891年-1981年),时为北大法学教授,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年纪最大的,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四光。

武昌起义之后,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李四光获准赴英国官费留学。他与同时被批准的湖北军政府秘书王世杰等人同行,开始了自己第二次留学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结识了同住一间公寓的丁燮林,在课业上互相帮助。1914年秋天,他结束了预科学习。与之同时,他的爱好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采矿业很发达,这使李四光认识到:工矿是实业的基础,国家要想富强,必须有充足的煤、铁等资源。

因此,他进入了伯明翰大学采矿系学习。1915年,他感到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又从采矿系转到了理科地质系,从基础学起,兼修物理学。1918年,他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19年,李四光游历法、德等国考察地质,登上阿尔卑斯山脉海拔4807米(新测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质。1920年春末,应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一道返回北京,到北大任教。三人在东吉祥胡同共同租用宿舍。

可惜的是,昔日李四光租住的宿舍,现在已经难觅遗踪。

■位于沙滩后街的北大理学院:李四光事业的新起点

景山公园东门外,游人如织。我沿着景山东街,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东一拐,就走上了东西向的沙滩后街。

这是条古老的街巷。清朝时名叫“马神庙街”,因街内有马神庙而得名。根据方志记载,马神庙的原址坐北朝南,为明代御马监马神旧祠。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佛手公主)的府邸就在这条街上。民国年间,李四光到北大任教时,这条街称作“景山东街”(现在的景山东街原名景山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才改称沙滩后街。

沿着沙滩后街向东走,路北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训基地。如果追溯其前身,正可以从和嘉公主府算起。当年和嘉公主夫妇二人很年轻就去世了,公主府也冷清了一个多世纪。1898年,清政府在此兴建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院内新建了一些教室、实验室和宿舍。

1918年,北京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等系迁到了新建的沙滩“红楼”,理学院仍然留在公主府的旧址。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也就是现在的校址),马神庙的旧址成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地点。2005年9月,人教社迁到了海淀区魏公村,而把这里作为该社的培训基地。

整整89年前,1920年秋末,李四光到北大担任地质系教授,就在现在沙滩后街的校址,为学生主讲岩石学、矿物学、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等课程。这时的李四光,经过十几年留学生活的磨炼,不再是昔日那个质朴青涩的农家少年,而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知名学者。

不过,他并没有改变勤劳的本色,马上投入到对中国各地能源的调查研究之中。1921年,他带学生到河北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等地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还到北京西山杨家屯煤矿、三家店、昌平南口等地实习。1922年,李四光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

1923年1月14日,李四光与许淑彬在北京喜结良缘。许淑彬是一位大家闺秀,时为中学教员。她爱弹钢琴,李四光会拉小提琴(1920年曾在法国创作《行路难》一曲,是第一首由中国人创作的小提琴曲),夫妇二人琴瑟和谐,相濡以沫。

婚礼上,蔡元培先生充当证婚人,丁燮林、王世杰、陈西滢、凌叔华等人都来参加婚礼。李四光结束了“单身”的生活,从此搬出了东吉祥胡同,在东城学池住了一段时间,又迁往三眼井胡同西口外北边,造了一所宅子。

回国后的短短几年,李四光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沙滩后街的北大理学院,就是他事业的新起点。

■1925年李四光为孙中山遗体抬棺,1927年离京南下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现为张自忠路23号)逝世。4月2日,中山先生的灵榇由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国民政府选拔出六位对辛亥革命有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杰出人士为中山先生抬棺。

水晶棺被抬到公园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榇上,平稳地放在了六个人的肩头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队伍出发了。六个人当中,走在左前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他肩抬灵榇,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向前。他的目光深邃而忧郁,流露着对国事的担忧。

这位男子就是李四光。此时此刻,也许他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时,李四光是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中山先生非常高兴,勉励他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回荡在他耳边,久久没有消散……

那天,李四光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

1926年,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出师北伐。1927年6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指派刘哲为教育总长。不久,北京九所国立大专学校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为此而一度中断。由于形势恶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目于南方。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应院长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去南京、上海等地,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从此,李四光结束了在北京的八年生活,开始了新的征程。

■嘉祥里、遂安伯胡同、象鼻子沟:解放后李四光住过的三个地方

宽阔笔直的金宝街上,一辆辆豪华轿车从眼前驶过。街北街南,高楼林立,富丽堂皇。现在,这是东城区的重要商圈。而在十几年前,金宝街还是一条小巷,名叫“遂安伯胡同”。

遂安伯,始伯陈志,四川巴县人。出身行伍,明洪武中为燕山护卫指挥佥事,后追随朱棣,屡立战功,永乐元年(1403年)因功封遂安伯。《明史》称其“素以恭谨受知,戮力戎行,始终不懈”。永乐八年(1411年)卒。陈志子孙八代八伯皆居于此。本世纪初,遂安伯胡同被改造成金宝街,一点也看不出昔日胡同的模样了。

1950年底,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人们,突然发现小巷中多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身高大约1.75米,在当时算是高个子。他身材消瘦,穿着一件干部服,饭后常在胡同里散步,碰见街坊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李四光。

1927年,李四光离开北京后,先是出任中央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31年,他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专著《中国地质学》在英国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国内进行了许多科学考察。1948年,李四光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李四光被任命为副院长。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燮林亲自去迎接他们。李四光夫妇先住六国饭店,后迁入北京饭店。年底,又搬到了遂安伯胡同。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4年2月,他做了重要报告《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详细论证了我国三大含油远景区域。1955年1月,他出席了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批准组织多个石油普查大队。

1955年秋天,他举家迁往复兴门内的嘉祥里。我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查到这个地方。直到看了《1950北京市街道详图》才知道,嘉祥里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所在地。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

1958年改为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长。同年年底,他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沟。和城里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这里虽然偏僻,但要清静许多,更有利于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这里,李四光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地质人才做出了许多贡献。

■紫竹院北边的李四光纪念馆:李四光在北京最后一个住处

中关村南大街上,车流如潮。我在“国家图书馆”下车,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左拐,走上了万寿寺路。

这是条宽阔的马路,2004年才通车,是中关村南大街和西三环之间的联络线。由于不通公交车,我只能步行,向西走了十分钟,过了北京舞蹈学院南门、紫竹院公园北门,很快就到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南门。旁边就是李四光纪念馆,因为李先生的后人还在此居住,现在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参观。

在研究所赵主任的帮助下,我有幸见到了李四光生前的秘书马胜云老先生。年过八旬的马老,不辞辛劳,亲自带我参观纪念馆,为我讲述了李先生在北京最后的故事。

1962年,因为象鼻子沟要搞战备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当时,有关部门请他去东城门西总布胡同看房子。这是一处宽大的四合院,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生前曾住在那里。但是,李四光觉得房子比较豪华,不符合自己的个性,所以礼貌地谢绝了这个建议。

他相中了紫竹院北边的一片地方。这里没什么住户,树林密布,绿意盎然,宁静清爽。而且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风上水,空气清新,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最后,李四光就举家搬到这里。

晚年的李先生饮食非常清淡,经常喝用玉米须子煮的水;平时穿的衣服是补丁撂补丁,只有参加正式会议时才会穿得好一点。虽然年迈体衰,他仍然坚持工作,尤其重视对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导。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4月28日,他对大夫说:“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还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遗憾的是,第二天,李先生便与世长辞,享年82岁。

在地质力学所南门外,我看到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远远望去,蓊郁茂密的树冠,翠色欲滴,透着生命的活力,真像一把半撑的绿色大伞。近看,枝干盘曲扭错,犹如数条龙蛇蜿蜒纠缠。马老告诉我,这是一株古银杏,树干周长9.

8米,树高27米,树冠荫地面积400平方米。民间传说,杨六郎曾在树下饮水乘凉,李闯王的将士曾在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万寿寺路时,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特意以它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很宽的绿化带,车子从两边绕开行驶。

当年,李四光先生曾常在这棵银杏树下思考问题,一边想一边散步,穿过树林,从地质力学所的东边向北走,然后再往东走,一直走到白颐路(今中关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时间一长,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条土路。后来,荒地上盖了许多平房,有不少住户进进出出,经过的都是李先生双脚踩出来的那条路,人们称为“李四光小道”。

1985年,李四光小道东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宽辟筑为沥青路,次年名之为“民族学院南路”,后来改称“民族大学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现在也成为民族大学西路的南段。

徘徊在银杏树下,抚今忆昔,感慨良多。我仿佛看见李四光先生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微笑着走过来。一阵小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难忘的往事……(文并摄/侯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