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子女 周文雍 陈铁军: “刑场上的婚礼”流淌革命浪漫

  大凡上了年岁的男人是很难当众动情的。但是,在广东开平市百合镇,一座擎天柱般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碑前,茅冈村老支书周福荣禁不住流下泪水。周福荣说:“他们牺牲时太年轻了,一个才23岁,一个刚满24岁啦!”

  回想起我们小时候,女老师带领全班同学朗读课文《刑场上的婚礼》,还有她在黑板上一笔一划板书英雄诗篇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还记得当时同学问:为什么男的叫“文雍”,女的叫“铁军”呢?老师竟然答不上来,一时哽咽、啜泣。

  多少年后的今天,面对巍巍丰碑,我们仍然能触摸那永不冷却的热血、永不褪色的鲜红。周文雍、陈铁军在生命最后关头吐露心声,相依相拥,留下一段千古传颂的革命浪漫故事。

  从学生领袖到赤卫队总指挥

  在宝顶村第17巷周文雍故居,周福荣说,文雍从小跟着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念书,后来因为家里穷,就在伙房边当杂工边读书。再后来,靠亲友资助,他考进了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这个“红色甲工”学校里,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

  1923年秋,拥护孙中山的军队与反孙的陈炯明势力在距广州不远的石龙镇激战,周文雍组织慰劳队赴前线劳军,遭遇机枪火力封锁,他带领大家俯身冲过铁桥,浴血苦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这次战斗令周文雍名声大振,由此成为广州学生运动的领袖。根据组织安排,他在课余负责“手车夫工会”,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东堤二马路侨高街建起一批简易棚屋,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大本营,吸引了更多普通劳动者投身革命浪潮。后来,周文雍被学校开除。

  1925年,周文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1927年4月,广东当局大肆反共屠杀,他秘密建立起一支工人赤卫队并担任总指挥,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直接领导下,参加起义政治纲领和口号的起草。12月11日凌晨广州武装起义爆发,在激烈的战火中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周文雍当选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起义最终遭到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队员武装突围,撤离广州,辗转至香港。但很快,他和陈铁军一同返回广州,以假夫妻的身份“潜伏”,继续开展地下斗争。

  富家女儿冲出校门投身革命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出生在佛山一个华侨糖商家庭,她不像一般富家小姐那样养尊处优,而是求知识、求进步的现代新女性。在广州坤维女子中学读书时,她就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通过游行示威声援“五卅”运动。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后,她常把进步师生带回老家,向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

  开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兆喜告诉记者,燮君的父母过世得早,在生前把女儿许配给了何家大老板做孙媳妇,何家是佛山知名富商,在燮君小学毕业时,男家催她完婚,为祖父冲喜治病。这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然遭到她的坚决拒绝。在“五四”爱国运动洪流中,燮君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设法变卖首饰和衣物,前往广州求学。

  燮君到广州后,顺利通过了插班考试,进入坤维女子中学读书。在这里,她得到共产党员谭天度的引导和帮助,与同班的区梦觉等同学组织起“时事研究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事政治。她思想活跃,很有志气,经常要求老师解答“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妇女解放”等问题,并不时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

  1924年秋,燮君考上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后,更加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中去。在省港大罢工中,她不顾学校要提前放假的规定,参加了广州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沙基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燮君回到学校,又遭反动分子的殴打,遍体鳞伤。面对敌人的暴行,她深深地认识到: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得到自由幸福,中国妇女也不会得到解放。

  为了表示自己铁下心肠干革命的决心,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这个举动,表现了她随时准备为革命捐躯的坚强意志。在此同时,她悉心教育和引导妹妹走上革命道路,妹妹以姐姐为楷模,也将原名“燮元”改成“铁儿”,铁下心来跟共产党走。1926年4月,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工作。

  潜伏之中假扮夫妻日久生情

  周文雍与陈铁军为何要假扮夫妇,他们之间又产生了怎样的感情呢?徐兆喜说,当时的斗争形势异常严酷,扮作“夫妻”可以掩护真实身份,这在当时地下工作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他们俩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才宣布结婚,可实际上日久生情,文雍是党的优秀组织者,铁军是很出色的年轻党员,既相互尊重,又彼此欣赏,早已经心心相印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文雍在广州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单身汉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铁军到他身边假冒夫妻,虽然朝夕相处,但在“家庭”内部,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

  不久,文雍在街头游行中被警察局逮捕,幸未暴露真实身份,铁军日夜揪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丈夫”吃后满面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经同监难友“大闹”和事先疏通狱医,当局终把文雍送入医院。地下党立即采取行动,将文雍抢出来。因刑伤未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文雍深为所动,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广州起义第二天,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负责人不会粤语,难以同工人赤卫队协调,赶到指挥部要一名翻译。文雍身边惟有铁军可派,面对枪炮声中随时可能的生离死别,他们俩深情地互道珍重而分别。

  起义失败,两人连夜潜往香港,半月后,当他们再度折回广州联络失散的同志时,却被叛徒出卖。叛徒带着警察上门抓捕,铁军在家中听到动静,赶紧让同为地下党员的妹妹从阳台撤离,自己留下搬动窗台的花盆发出信号。不幸的是,文雍仓促中未见预警,一步跨进门来,二人同时被捕。

  视死如归举行刑场上的婚礼

  在狱中,周文雍和陈铁军经受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文雍几次昏厥,醒来后在牢房的墙壁上,蘸血写下一首不朽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驱为群裂。”铁军受审时,面对威胁利诱,大义凛然。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公开处决这对“死硬夫妻”。

  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广东军阀为掩盖拷打的痕迹,强迫他脱下血衣换上半旧西装。得知死神一步步逼近,两人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法官问他们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文雍说,要和妻子陈映萍(陈铁军的化名)合一张影。就这样,照相师被带到了监狱中,在窗台下,为他们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狱中婚照”——

  文雍大义凛然,只是手势略不正常,为受刑所致;铁军则披着四五尺长的宽围巾,安详自如。

  1928年2月6日下午(农历正月十五),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押上黄包车,解赴东郊红花岗刑场,沿途大批特务压阵,戒备森严。但广州群众还是闻声而来,站满了马路两旁,铁军向他们大声呼喊道:“我和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这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一个军官上前把铁军拉开,对她进行最后诱降。铁军依然挣脱,回到文雍身边说:“我们要同生共死!”当看见文雍的白衬衣领子向内折,一边为他小心整理,一边说:“咱俩要整整齐齐、神采奕奕地就义。”文雍点点头,微笑地表达谢意,同时提起她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肩上……

  一对革命夫妻,一段浪漫爱情,一场特殊爱情,感天动地,光昭日月。据此拍成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感动了几代中国人。特别要指出的是,烈士临刑前这番话,当年的广州及香港报纸均有详细报道。

  周总理号召艺术家们拍电影

  采访中,我多次听到陈铁军和邓颖超在血火搏杀中结下的战友情谊。

  那是1927年4月,广州全城处于腥风血雨之中,而此时,因第一个孩子难产夭折的邓颖超正在城中留医。15日拂晓,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中山大学,身为中共支委的铁军冒死爬过墙头,逃脱敌人的追捕,从城内跑到西关,通知邓颖超撤退。就在第二天医院遭搜查时,邓颖超已经在铁军护送下,安全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船,辗转回到上海。

  周文雍、陈铁军牺牲的消息登出后,聂荣臻特别把报纸剪下来,长期带在身边,直到长征时与周恩来夫妇遇上,才透露了这件事。邓颖超不禁痛哭失声,周恩来对文雍很熟悉,对铁军也有耳闻,沉思良久,称这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962年2月,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全国剧作家会议上,向大家深情讲述了陈铁军和周文雍的事迹,并号召作家们把英雄的故事写出来,拍成电影,广为传播。广东籍剧作家张义生主动请缨,担纲执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歌颂家乡的革命先烈。创作期间,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电影《刑场上的婚礼》面世引起巨大轰动,由此改编的文学、戏剧、歌舞、评弹等众多艺术品种长盛不衰。据张义生回忆,曾有人提出“狱中照相”、“刑场拥别”等细节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聂帅看了说:剧本我看过,编得好!

  人物

  口述

  开平市百合镇茅冈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周福荣

  家乡父老

  永远怀念英雄儿女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金涌

  百合镇,因为“侨乡”四海闻名,因为“碉楼”享誉世界,又因为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着实火了一把。然而,乡亲们最看重的,还是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革命浪漫爱情绝唱的“刑场上的婚礼”。茅冈村的父老乡亲因为周文雍,因为和他并肩战斗,献身青春生命的妻子陈铁军,而自豪,而骄傲。

  文雍的父亲去世早,他们一家人丁单薄,没有任何亲人。文雍牺牲后,乡亲们不忍心让周家失去根苗,就有提议按乡村习俗,为烈士过继一个儿子。于是,族人从同宗血脉中选出周荣植,作为周文雍之子,让他在周家老屋住下,同时负责保管遗物。1951年2月13日,开平县人民政府向周荣植颁发《光荣证》,请他参加第一届烈军属代表会议。荣植读完书后,响应“支援粤西”的号召,前往湛江工作,一直到退休才回家乡,1998年病逝。

  这是“周文雍故居”,文雍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这是他使用过的壁柜、方桌、木箱,都完好保留着。这个池塘水很清,文雍儿时曾在这里游泳、摸鱼。这个小碉楼,文雍为了求学,常在晚上捉来萤火虫,放进小瓶子,在楼里就着一闪一闪的光亮读书。

  第一次看到文雍和铁军的狱中合影,大家哭得可伤心呢。他们是革命的同志,是生死战友,是恩爱夫妻。他们走了,像今天村里年轻人出了远门,父母哪天不盼着他们回来呀,一定会回来的。我真想知道,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俩怎么就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多勇敢,多坚强。从这张照片,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视死如归”,就是把牺牲看作跟回家一样呀!

  如今,许多年轻人爱“追星”,我们茅冈村人也追星,这个“星”,就是文雍和铁军。记得当年政府立项拨款,多少海外华侨闻讯,纷纷慷慨捐资,在国道旁建成了这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大牌坊,这座像直插云霄的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来扫墓瞻仰的干部、军人、学生、游客很多,一辆辆军车路过停下来,鸣响喇叭,官兵全体起立,向纪念碑行礼。还记得有一年,有个70岁老人一下车,就跪下来哭得昏倒,原来他15岁时在广州,曾亲眼见过两位英雄就义时的情景。

  茅冈村是典型侨村,大部分村民都有亲属移居海外,无论天涯何处,他们都会讲文雍和铁军的故事,都为人杰地灵的家乡而骄傲。村里年轻人出去闯世界,品行端正,勤奋好学,任劳任怨,处处都留下好名声。多年前开平发大水,公路被淹,客车受阻,乡亲们不用支部发动,做好一盆盆热菜热饭送给车上乘客,不收分文。英雄的名字,英雄的美德,永远印在了家乡的山水人心间。

专家点评

  人生境界

  激励来者

  ——访青少年教育专家、共青团开平市委书记邝卫民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金涌

  一对革命情侣,党的好儿女,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纯洁的爱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试问古今中外,有谁看见过像周文雍、陈铁军那样,在临刑前用敌人的枪声来为自己的婚礼庆贺的英雄吗?

  青少年教育专家、共青团开平市委书记邝卫民说,两位先烈的青春虽然短促,仿佛流星划过夜空,但却把耀眼的光芒长留于世,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可见生命的重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其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邝卫民认为,文雍、铁军并非一夜之间成为革命英雄的。前者,从中国农民的境遇中感受民族的苦难,在对知识的渴望中转向对革命真理的探寻,继而投身滚滚洪流,浪遏飞舟;后者,放着富家小姐不做,主动要求去上新式学堂,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参加革命游行示威。最终,他们并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铁一般的信念,不怕艰难困苦,何惧流血牺牲,人生价值不断升华。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许仍有人会对文雍、铁军这种革命行为不理解,认为他们放弃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年纪轻轻丢了性命,这样做不值得。邝卫民说,也许,隔世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我请年轻朋友读一读铁军的遗作——“青年要有觉悟,要做自觉的革命者”。而她,本身就是一位自觉的革命者,追求共产主义,为此付出再多,哪怕以付出年轻的生命为代价也心甘情愿。这种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和情怀,正是他们人生求索的最高境界。

  邝卫民介绍,在建党90周年到来之际,开平市的广大团员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专题报告会,重温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同时,对照文雍和铁军,探讨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是英雄的家乡,英雄在大半个世纪之前,以“刑场上的婚礼”,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以一腔青春热血,谱写了壮丽的生命赞歌,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他们未了的事业,爱我中华,振兴中华,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