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侠之父张宗逊:军事才能受贺龙彭德怀欣赏

他80岁时写回忆录,反省自己的军事生涯。

张新侠和夫人看上去气色很好,我们按时在魏公村附近一个不大的茶馆会合,泡了一壶铁观音,点燃一支烟,在聊天中回忆历史。

采访的主题是张先生的父亲、开国上将、黄埔五期生张宗逊。但在北京的春天里,聊天的内容必然会更加发散些,国防工业、武器装备,还有兄弟间深厚的感情,都成为聊天的话题,说到开心处总是有笑声。

张宗逊上将在世时,曾以80岁高龄,亲写回忆录,每日千字。张新侠先生则辅于左右,将父亲手稿一一抄清。

而对于父辈和自己过去的经历和苦难,张先生喜欢用“很有意思”来形容,语气恬淡而豁达,颇有将门之后的风骨,按照现在年轻人的讲法叫有“范”。

组织派他考黄埔

每经一地先去跟青年团接头

和多数投奔黄埔的进步青年不一样,张宗逊在进入黄埔前,已经是党的人了,去考黄埔军校,是根据共产党的统一部署,甚至盘缠都是组织上发给的。

1908年,张宗逊出生在陕西渭南赤水镇堰头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因为家境较好,张宗逊从小进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读书,后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受到了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

上世纪20年代,陕西省的革命形势虽不如沿海和南方一样如火如荼,但也开始有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社团和外围组织。就在赤水这个小镇上,张宗逊就可以从返乡进步教师身上学习到革命的道理,还秘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张新侠说,那个时期的学习,以及进步人士对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也奠定了父亲一辈子追随共产党的信仰基础。

1925年,根据组织决定,张宗逊和几名同乡同往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张新侠回忆,当时父亲和几个受共产党指派的青年学生结伴而行,先是雇人力车,后又是火车、轮船,一路辗转潼关、开封、上海,经海上到达广州。

由于已经是“组织”的人,一行几人比自发前往的青年们在沿途需要多一项手续,那就是办理组织关系的转接。在开封、上海,到达后,张宗逊等人都要到青年团的接头处报到,然后在接头点的安排下继续行程。

由此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成立短短几年时间内,已如星星之火,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6年2月,张宗逊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其政治身份也直接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幸运躲过黄埔清党

“四一五”前被调往武汉组建新校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局变化之快,就如同三岁孩子的脸。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决定退出国民党,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这次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几乎在第二年的“四一五”黄埔清党中全部被杀害。

张新侠介绍说,父亲入校时,国共两党关系甚密,入校学习和担任教官的共产党员身份名册基本上都是公开的。所以蒋介石突然翻脸“清党”,几乎所有暴露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害。

“好在黄埔军校办到后来,秘密发展了一批黄埔同学入党,这批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幸存了下来。”张新侠说。后来同为共和国上将的宋时轮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也受了两年的牢狱之苦,没有证据才放了出来。

幸运的是,北伐回到广州的张宗逊,又被编入了第四期学习政治工作,并在清党运动来临前不久,随政治科调往了武汉组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

否则,这员陕西上将不可能躲过这一难。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张宗逊在武汉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奉党组织之命离开国民党军队,随二十四师新兵营编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三营。按照计划,警卫团是要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的,谁料形势突变,部队还没有赶到,南昌起义已经打响。

在当时多变的政局中,黄埔同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之一,吸引了不少黄埔同学前去投奔,还有一部分选择了共产党,也有的投了军阀,或者回乡。

就历史的进程而言,又有多少人能够准确地预见这场变局的最终结果呢?“惟有选择自己的信仰,才不会后悔。”张新侠在谈到父亲的选择时说。

张宗逊在参加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经过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他所在的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也成为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之一。

贺龙彭德怀都欣赏他

历次运动屡遭责难,批彭批贺都受牵连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干部缺员很多。此时的张宗逊已被毛泽东任命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相当于今天的总参作战部部长,算是军内要职。

1937年8月,毛泽东又亲自决策,调张宗逊到贺龙的120师辅助贺龙工作。张宗逊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到红二方面军、也就是120师报到的这一段历史:一进村就碰到贺龙同志,他大老远就豪爽地打招呼:“张宗逊,你来啦。还没有吃饭吧,先进屋吃饭,吃了饭再谈。”几句话把贺龙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活灵活现。

贺龙随后任命张宗逊为120师358旅旅长,对张宗逊的军事才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同样显出了贺老总的豁达开朗。“贺老总对我父亲非常好,没有把他当外人。”张新侠评价说。

在贺龙的直接指挥下,张宗逊率358旅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吕梁山、管涔山和雁门关以北地区,广泛开展破袭战、游击战。有效杀伤日伪军,为遏制晋西北日寇的猖狂气焰发挥了作用。

张新侠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同学经山西到延安出去搞串联,父亲一口气把行进路线给他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县城间的里程数都还记得。张新侠带着弟弟一路按父亲指引的路线,到达延安。“那段经历对我父亲来说记忆太深刻了。”

张宗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样也得到了彭老总的欣赏。1947年夏,彭德怀出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兼政委时,点名举荐张宗逊出任第一副司令;1950年秋,彭德怀赴朝鲜出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时,又举荐张宗逊接替他出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代司令。

也是因为彭、贺的欣赏,张宗逊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也屡遭责难,吃了一些苦头。“批彭的时候有他,批贺时还有他。”张新侠说到这里,哈哈大笑。

将军80高龄仍然反省

曾私自吃百姓年货,军训也曾很教条

翻开张上将亲笔写成的回忆录,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打了一天的仗,我们又饿又疲倦……我们四个人就到屋子里过夜,看到主人过年的食品,传令班长就动手来做,我们四个把食物吃光,柴火也烧掉了。这是一件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后来我一直记着,避免重犯。”

这是红军时期的一段回忆,直到张老80多岁,仍然未从记忆中抹去。张新侠回忆说,这本回忆录是父亲在80岁高龄时,坚持每日千字写成,没有请人代劳,他只负责做一些抄写的工作。应该说,回忆录的内容是父亲内心的真实写照。

除了有关群众纪律,张宗逊还记录了自己在红军时期违反俘虏政策的事情:“毛泽东和朱德听了我的汇报后,指示要严格看守俘虏,决不能让他跑掉。接着朱云卿参谋长指示,为了防止万一,你们把俘虏杀了吧,我按他的命令办了。”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的史料记载,人民军队的俘虏政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优待俘虏,在红军时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以血还血”。张宗逊上将将此事写入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之一留存下来,也可见张上将之内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宗逊曾任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参谋长。在训练方针上,张宗逊在要不要照搬苏联的问题上一度主张不走样地学。关于这事,张上将如此写道:“开始提不走样地学……助长照搬照套,对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我是有责任的,也是有教训的……”

如果说吃了群众的食物只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话,那么对训练方针和路线的纠正,则是需要勇气的,对于一名得到党和人民高度认可的老同志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