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和施一公谁更牛】 施一公：饶毅其人其事

施一公和饶毅同时在事业的巅峰时刻从美国回到中国。相比于施一公，饶毅显得更“高调”，从回国、落选院士到北大卸任，饶毅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我们对饶毅了解有多少呢？饶毅真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片面和偏激吗？施一公发表博文，为我们讲述了饶毅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序言：从我听说和认识饶毅算起，已经有十五年了，但直到2005年才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我们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较深入地理解饶毅的想法并成为莫逆之交，则发生在2008年我全职回国以后。在别人面前我常常主动提起饶毅，评论他和他做过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过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知，所以也一直想写篇关于饶毅的文章。

但真正开写，才发觉要把饶毅丰富多彩的性格、行事方式和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篇博客从起意动笔到完成历时一年多，也不过是择其一二，讲讲我眼中的饶毅。

“闲人”饶毅：1998-2001

说实在的，1998年，刚刚听说和认识饶毅的时候对他印象欠佳。当时，我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自己动手做实验花掉一半时间之外，还忙于指导学生的研究课题、讲课、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和基金申请，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比我早三年做PI的饶毅却很特别，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对饶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对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发生在2001年。有一天，饶毅发来email，希望我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创建十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同时政府通过高强度的财政投入建立一个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对这些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行和科研进行稳定支持。

出发点虽好，但这一建议所需的费用在当时令人咋舌：仅仅维持这些研究所的运行就需要130亿人民币（16亿美元）稳定基金的支持。看到这个建议信后，我颇有意见，在当时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提出百亿元的支持力度似乎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先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试点？投巨资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谁来负责、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学家会愿意全职回国工作？当时，我觉得饶毅的建议会带来不负责任的奢侈和浪费，甚至负面影响国内的科研发展。第二天，饶毅打电话来解释，我就很情绪化地把满腹不满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嫌不够解气，专门打电话给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其他几个朋友，想抵制这个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试点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晓东、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虽然我在电话里冷嘲热讽，饶毅却颇有君子风度、一点都没有生气，而是一直耐心地给我解释他的道理：中国国力已然很强、经济飞速发展，但科技仍很落后，应该用生命科学的试点来带动全国科技进步。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小子在狡辩。

贤人饶毅：2002-2005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真正让我改变对饶毅印象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偶尔听到了饶毅组织BIO2000课程的详情。

原来，早在2000年，饶毅为了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落后的状况，联合上海生科院的吴家睿，一起提议、推动、创办了一门生命科学领域综合性的研究生课程，取名BIO2000；该课程由饶毅邀请的二十多位海外优秀华人生物学家担任主讲教师，每位教师专程回国在北京和上海各讲授6节课，分别针对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

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当时非常及时，深受学生欢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也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为了组织这门课，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实属不易！将心比心，我佩服他！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

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可能有四条：

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富足、知足常乐，不必追求其它；

二是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有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问题；

三是不愿意花时间做这样一件尽管对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时才能见效的事情；

四是觉得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对自己不利（留下负面印象）。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

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

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

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 Editor。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这两件事情已经足以让我佩服饶毅的大度、正义、与智慧，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从心里感佩，也凸显了饶毅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和民族大义。2005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邀请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大会演讲，有一大批华裔神经生物学家对此极为反感，但SfN的领导层对他们的抗议置之不理。

于是，饶毅与当时担任全美华裔神经科学家协会主席的鲁白协同作战，在外部给SfN施加压力，组织了包括非华裔在内的大批神经生物学家签名反对邀请达赖、反对将宗教带入学术。在内部与SfN领导层沟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最终SfN领导层承认此事欠考虑，同意在SfN网站上发表饶毅牵头的关于达赖事件的公开信，并要求达赖组织保证在大会演讲过程中不谈政治或宗教。

这件事情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由于一些位高权重的科学家支持达赖演讲，这件事情应该说对饶毅本人学术生涯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至今还有一些美国科学家对此耿耿于怀。但这件事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意识到：饶毅是一个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人，也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盟友饶毅：2005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

其中一个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举行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会上，饶毅和我作为辩论的同一方，针对是否存在亚裔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与另一方展开激烈讨论。我俩的共同观点是：

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要对美国学术界和全社会大声疾呼、让大家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影响身边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改进亚裔的处境。当时，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从2005年开始，我也加入到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来。每一次我外出讲学或开会，都会向美国同事和朋友们讲述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每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我更是抓住机会陈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负责接待来访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当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我决定争取他的支持。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准备用30分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刚刚对他讲述了5分钟，他就打断我的陈述并赞成道：“一公，你不需要说服我，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学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去参加系主任会议或高级领导的会议时，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

他们（指以前哈佛的亚裔学生）都去哪儿啦？！”随后的时间里Tom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关于如何应对亚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同时，他也非常赞成我们让美国同行意识到该问题严重性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一大批教授专家开始意识到亚裔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学术成绩出色、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在职场面临难以升迁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让很多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受益。

2011年6月，在谢晓亮主持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又遇见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诉我，美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亚裔没有得到合理代表的问题，并已经由一些资深科学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提名委员会（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动美国的亚裔优秀学者入选美国科学院。

2012年，一批亚裔学者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几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

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

兄长饶毅

2007-2010年，这期间也是我们两人回国后感觉最艰难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彼此鼓励和安慰，有时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乐观地展望未来。饶毅和夫人吴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刚回国时，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着吴瑛留在芝加哥；老二David九岁半、上四年级，于是跟着饶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读书。

但对于九岁多的孩子而言，适应北京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2007年暑假饶毅请家教给David补习了三个月的语文，开学以后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饶毅也很为此操心。大约在当年的感恩节前，饶毅给我发了一个释怀的短信，“语文64分，及格了！”。

学习还算简单问题，适应环境对孩子更难些。David回国两年多之后，学校命题作文“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David毫不犹豫地写道，“那我就立即飞回芝加哥……”这种情形对钟爱儿子、希望儿子有中国人归属感的饶毅应该是非常苦恼的。听到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饶毅。好在回国三年半之后，David真正开始喜欢北京、有了中国是家的感觉。

我也常常向饶毅讲述自己的苦闷。我刚回国便面临很多质疑和不解，公共媒体也屡次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对我的工作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期间，饶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像兄长一样替我解释、回应恶意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变了媒体的主流态度；这期间，也有个别头脑里“阶级斗争”观念强烈的同事奉劝饶毅不要帮我，不要有“妇人之仁”，免得施一公将来咸鱼翻身、成为对手。

记得还有一次，我通过短信向饶毅诉说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自己的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了第一个短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饶毅没等我回复就又发来第二个短信“如果要撤军，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看完第二个短信，我不禁笑出声来：不愧是自己的好朋友，同进共退！

后来饶毅告诉我：他那样写是怕我冲动之下头脑发热做出过激反应、先稳住我再一起商量对策。其实，我也从来没想过撤退，只不过是把心里的郁闷说出来，当时就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从小有点清高的毛病，很少会长期佩服一个人。但经过十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从心里敬佩饶毅。首先是他的学问。尽管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去管那些和他“似乎不太相关”的事情，但他是我认识的在科研上最富有创新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思维总是比普通科学家多想两个跨度、聚焦在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上。

他读很多原始文献，即便是出行也总是带上一本《自然》、《科学》或《自然-神经科学》阅读。其次是饶毅的为人，我不敢说我完全理解饶毅，但十多年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智慧、敢言、有思想、有远见、心口一致、忠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科学家。

饶毅说话或做事从来不会故意讨人喜欢，但他有自己信奉的原则，并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来做事，即使这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回国六年来，我对逢场作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早已见多不怪了，也逐渐理解为何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会适当改变说话的角度，“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但饶毅似乎不会改变语气和讲话方式，对所有人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我相信，饶毅讲给博士生听的观点会原原本本地告诉同事、媒体、和领导。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毅在领导面前奉承拍马、也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声色俱厉。饶毅总是用相对平稳的语调说出他信奉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观点。

老顽童饶毅

饶毅比我年长5岁，但他生性顽皮而天真、喜欢善意的恶作剧，颇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知道很多让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经本人同意，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例举一二。大约在2009年深秋，我和饶毅应邀参加在京郊凤山举行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年会。

下午休息，我们一起登上了凤山山顶。山顶平台上，正有一位年轻女子和教练一起，背着滑翔伞，准备迎风跳出山崖享受滑翔的刺激和乐趣。可惜，风向突然变成顺风，她们只好等待。饶毅上前聊天，得知女子是第一次滑翔飞行，便调侃道（大意）：“你不害怕吗？如果你逆风跳出悬崖的一瞬间风向突然变成顺风怎么办？那你不就摔下去了吗？不会摔坏吗？”

他越说越来劲、女子越听越害怕，旁边一位魁梧男子明显忍无可忍，喝道，“你这人会不会讲话？！一边呆着去！”饶毅一点不着急、嘿嘿笑笑说，“我先替她把最坏的情况想到，她知道后就不会害怕了”男子越发生气……我赶紧过去拍拍饶毅的肩膀、让他少说两句。当然，女子和教练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滑翔伞飞翔！

两年前的一个假日，饶毅、David和我们全家一起到京郊度假村休息。周六上午，度假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非常热闹。我与饶毅没聊几句，一转身他就不见了，竟然跑到参加婚礼的宾客中去高谈阔论了；我心里纳闷：你认识那些人？这么巧？！十几分钟后，饶毅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了，而且脸上带着坏笑。我好奇：“怎么回事？”饶毅坦白：“我自称是新娘的舅舅，开始还好，后来被新娘的家人识破了！”唉，童心未泯啊！

既然是老顽童，那就时不时地会因为言语不逊在外面惹事儿。饶毅有时会公开取笑别人，有时则是用尖刻的语言奚落别人。别人有不满顶多是私底下骂骂发泄一下而已，饶毅骂人则常常是公开通过博客、似乎唯恐当事人和百姓大众听不到。个别时候他也会骂错、评论不准确，但他愿意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诸位可以到他的博客里赏鉴。说心里话，对他的博客文章我并不是一概赞同，每当觉得不妥时，我都替他捏把汗，忍不住提醒！但这就是天真耿直、而又自以为是的饶毅，他绝对不会在背后搬弄是非，而是什么话都摆在桌面上。

结束语

王晓东对饶毅有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准的评价：predictable！（可以预测！）的确，饶毅始终如一的品行、观念、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让熟悉他的人很容易预测和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说心里话，过去三、四年，我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件饶毅做的事情感到过意外。

回国六年来，我和饶毅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包括共同执笔在2010年9月为《科学》周刊撰写批评中国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Editorial），但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常有不同，也反映出我们性格上的区别。

所以我们决定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自己擅长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促进科教发展。每每遇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具体事情、遇到实际操作时，我们总是很在乎对方的观点，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比如共同建议并创立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中心内部的运行。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饶毅回国的赤子情怀，也理解饶毅的行事风格。我常常庆幸自己在一街之隔的北大有饶毅这样一位好朋友。今年上半年，一位中学同学把我高中毕业时援引巴金、写给他的临别赠言重新转给我：“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

我想，我当时对友情的理解也许仅限于中学轶事、同学意气。现在，则是对价值观和使命感的认同。在中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这种感觉，很好！

饶毅，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现代鲁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饶毅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蒙中国社会、也注定留下重要影响。

2013年12月9日 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