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简历】饶毅个人资料 饶毅最新资料

核心内容：饶毅，博士、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2007-201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2007年饶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3年9月卸任。

人物简介

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曾主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为三十多种国际杂志审稿、经常正式应邀为世界重要学术机构演讲。

1985至1991年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起随美国科学院士Y. N. Jan和L. Y. Jan教授做博士论文研究,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果蝇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1991至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 随美国科学院士D. A. Melton教授,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

1994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

饶毅教授曾为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的有效候选人。

2013年9月饶毅已正式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他表示，科学家不能留恋行政职务，将在科研和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 

中国梦想

我希望，本世纪的华人能创造一个“中国梦”：全体华人，不分地域、国籍，集体努力建设一个群体幸福的中国，以中国的实践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在这个前提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国：失去的是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获得的是以个人与群体共同幸福为自豪的“中国梦”。

在这个前提下，我也希望归国者和国内的人成为同志：摒弃以关系为导向的旧习性，建立以事业为导向的新文化，携手并肩共同探索新道路。

如果大家携手并肩，有可能以中国为基点推动人类进步。

我记得，文革末期，我生活的江西南昌连蔬菜都要定量，肉类已经极其缺乏多年，中秋月饼也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常见食品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通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起飞。我相信，中国还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的进步并非无可挑剔，应该欢迎继续批评。中国有时还有退步。比如，我1986年5月回国后才知道有的大学的政治课所要求的科目比1968年7月还多，十分令人不解。显然，中国大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培养从政者，政治课更不能比文革时期还多。中国的缺点当然不止这一点。

但是，正因为中国的进步有限、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饶毅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的一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人类发展的理想。这样的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国的华人中大概不是少数。

而如果纵观世界历史、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同于受宗教极大影响的西方模式的模式，也许优于西方的模式。

中国的缺点众目睽睽，好像从来不乏国内外的批评。中国的优点，有些却没有得到冷静的挖掘。有位尚未回国的学者说：如果中国可以自由买卖枪支，将比美国乱很多。我想说：如果美国没有宗教，那么腐败和道德问题可能比1908年2月的中国还多。一个不依赖宗教而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文化，是世界上非常突出的成就。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外批评勇气不需要很多，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国内，还没有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的多。2001年8月，还没有人能赶上1979那位科学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却为中国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肯定应该改进缺点。但是，批评中国的华人，也不妨想想西方是否有些根本性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宗教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宗教对美国的影响，远大于一般华人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是不信基督教的(而且除了一个天主教徒外，其他都是新教徒)。

华人批评中国有些事情过分政治化，不无道理。但是，同样的华人，有几个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屈服于公众压力而拒绝在中小学经常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拒绝用带有“上帝以下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的誓词？

这样的说法有些华人为美国开脱成不重要的表面文章，其实是表明宗教势力强大。我曾在芝加哥参加过一个上千人的中学生科学竞赛，开场竟然也要用同样的宣誓，我坐下来拒绝宣誓，成为全场的异数，而其他人无论是否信上帝，都没坐下。

这样的宗教影响，对个人还有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国家长期的副作用，也常常有例子。美国宗教势力不懈地压制生物课讲进化论，不断创造名目不同的神创论名词塞进正规教育体系。美国对非犹太基督教国家的态度，没有脱离宗教的潜台词。

毋庸赘言，如果和西方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甚至很落后。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中国不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也可能在多方面超越西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方面。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将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探索超出西方的模式。

中国还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尚未通过艰难的坎，既有勇气问题，也有具体怎么过的问题，但是，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外忧内患(日本入侵、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中国还有人权问题，但是截至2010年中国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布什当任总统期间美国的人权退步到践踏几十年前签订的《日内瓦公约》。

奥巴马也慑于国内压力，并没有向伊拉克人民、向世界道歉当年美国国家对联合国撒谎、对国际公约的肆意曲解。

我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根本是优点。中国不热心侵略是优点。中国不依赖宗教来约束人民是优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根本上优于西方经宗教深刻改变后的传统。中国的诸子百家，是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讨。没有宗教的吓唬人，没有强求他人信自己才能得救，没有故意以谎言、欺骗为基础。

在美国的生活告诉我，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消失将相当缓慢。宗教的负面影响去除的过程，会慢于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和各种大毛病改变，而且会慢很多。海外华人并不能影响美国宗教副作用是否消失、多快消失，而回国来参与工作，却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ask not only what problems China has, but also what problems you can solve for China)。

2011年07月11日，发表《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

落选事件

5个月前就写好博文

饶毅在博客中写道：“鉴于推崇中国科学院前身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学方面代表性科学家林可胜等，敬佩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如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等，尊重50年代以来在国内艰苦环境中坚持做好科学研究的院士，感谢其学部委员(特别是冯德培、邹岗等)在80年代对我的支持和现有院士近年在我回国工作后多方面的支持，我于2011年初接受推荐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毅说，“在表达了尊重和感谢后，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在落款时间上，饶毅写的是，“2011年3月5日写，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

“结果早就预计到了”

饶毅在3月已经写好博文，而在2011年8月17日才对外发出，饶毅解释说：“我总要等到别人公布结果后才发吧，其实我早就预计到了这样的结果，在3月就已经想好了”。

饶毅在博客《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表示：

“对于行内来说，都清楚中国生命科学这二十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中国科学界浮躁是自然的，不浮躁倒奇怪：因为职称高，没有‘后顾之忧’，不怕评审，就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给现在的学生树立不良榜样”。

相关评论

院士评选有严格的学术标准和规范的程序，饶毅被淘汰，或许是因为其条件尚不“达标”。但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人们总会怀疑“意外”的背后，一定有着某种不可明说的原因？

院士论文抄袭、科研经费分配不公、项目评审不够公开透明……应该说，正是由于中国科学界1980年6月以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才让公众有了猜想的空间和理由。

所提建议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08年回国时年届不惑，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并获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两人的回国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饶毅在全职回国前，就多次对中国的教育科技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施一公回国后，两人开始联合发表文章，直陈中国教育科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建议。

在2013年1月6日的一篇发表于《科学网》的博客第1章中，饶毅就谈到了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并失望地表示，“经费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近年丝毫没有解决”。

他说，他和鲁白、邹承鲁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没有过时。

“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得到后台支持的、科学记录并不很好的人，却不难得到支持。1921年8月的问题不是好科学家没有经费，而是差的科研人员，如果会拉关系，也能得到很多经费。

所以他们在社论中写道：“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

所以，在饶毅看来，如果2013年7月状况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会努力争取改善我国科技体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媒体访谈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的科研环境怎样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

饶毅：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着功利思想。愿意投身学术创新的人很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呼吁，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科研文化的缺乏也对当下创新型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博士生培养体系下，博士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如何？

饶毅：当前，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他们不希望学生得到更多的科学训练，而是追求短、平、快，很快地做老师交给的任务。有些老师不仅不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而且加以限制。

很多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

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自然也意识到和发达国家相比，研究生教育是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研究生“产量”的一个原因。但国家不能用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的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此外，我一向认为对于国内的研究生，不要强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应该让各个单位的研究生委员会去决定某个研究生能不能毕业。一旦研究生入学，这个委员会要跟踪学生，最后委员会投票决定这个学生直接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推动改革

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饶毅和施一公撰写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

文章里说，2001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对中国的科研，没有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

每个申请研究经费的人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在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为了获得重大项目，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去拉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学问或是培养学生，有的干脆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使用。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常嘲讽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经费分配体制。矛盾的是，绝大多数人却默默接受了这个体制。

在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但有些人却为了当选院士的选票，而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

饶毅认为“学术不端”的根源是科学研究已成为一个职业，人数很多，含有各种利益，仅靠科学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纠正，是不行的。中国2001年以来科研文化中的问题是，在浪费经费资源、腐蚀学术精神、阻碍科研创新。

为了推动改革、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这些文章数量不能太少。

社会评价

2004年，在饶毅回国之前，他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对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去年底，又在美国《科学》杂志刊出社论，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的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这话我们听着挺正常，但有些人听着是很刺耳的，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挑衅，如果说这样话的人也能当选院士，那不是相当于给体制内的人埋一颗定时炸弹，让那些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的90%的教授还怎么呆得下去。饶毅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把自己往当选院士相反的方向推。

在现有的体制下，饶毅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或者说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明智也不理智。这样的人自然为体制所不容。也许这就是饶毅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一个个体制组成的，这就像一扇扇门，而掌握钥匙的是人，有时甚至个别人就代表了整个体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可以藐视体制的存在，但不能得罪体制，更不能得罪掌握钥匙的那个人，得罪了意味着你将永远被关在门外，除非你根本无需依托体制的存在。这又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自绝于体制之外，你就得承受体制的区别对待。这种冷遇在体制掌握分配权的现实里，几乎是致命的。

看看袁隆平当院士的遭遇，就清楚，当选院士真才实学很重要，但人脉也许更重要。你不能整日只在田间地头种地，还得找机会去攀攀学术界的高亲。

有人说饶毅不够淡定，一边骂体制有病一边又想获得体制的承认。但这何尝不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回国终究是为了爱国，一方面容不下缺点，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改变。骂体制也是为希望体制能有所触动。如果是为了个人成就，我相信他在国外有更好的选择。

饶毅不是非得当这个院士，有真才实学不怕没有施展的地方，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但中国科学体制的问题不能淡定到像放弃一个饶毅一样，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质疑问题

饶毅教授2012年11月27日在科学网博客上撰文，题目为：《推测：李开复没有做过助理教授》，因与方舟子打假李开复事件有关，截至2012年11月29日00时，点击量32075次，推荐人数77人，评论409个，作为上次表示不竞选院士事件后，第二个颇受广大网友热议的博文。

文中认为李开复为自圆其说，公布的恩师证实邮件缺乏公信力，且assistant professor被李开复翻译为中文的副教授，其用意有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之嫌。同时有评论认为方舟子与饶毅一丘之貉，也有人认为李开复没有必要不承认小错误，而要去刻意掩饰。

有人认为饶毅一语中的，分析透彻有力，逻辑正确，也有分别大量恶意或相互攻击饶毅和李开复的言论，由此看来，李开复事件势必可能风雨再起，当然事件有个圆满交待最好。

人物故事

我认同的“中国梦”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中国100多年来的历程所形成的。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经过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建国史和精神文化。100多年来，我们多方寻找、学习、探究现代中国的道路。

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的一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了人类发展的理想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华人中持此想法的大概不是少数。然而，纵观世界历史、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与西方道路不同的，也许优于西方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生活的江西南昌物质资源还相当匮乏。通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落后的边缘，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这些巨大的变化，给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中国还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外忧内患（日本入侵、“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不可能再陷入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百年屈辱。

有的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一些问题，虽然有些比较中肯但起的作用也有限。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做具体工作。回国来参与工作，可以切实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即使是很小的问题，也是一种贡献。

我回国工作近5年。回顾这段经历，我不仅不后悔，而且很乐观，并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加盟。国家不仅对吸引年轻人回国实施“青年千人计划”以提供支持，也会对已经回国的年轻人提供支持。国家坚定地支持发展所需要的改革，海内外人心所向也非常明显。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国内工作的前景是可以乐观的。直面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