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泰话杨锐 杨锐: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顽疾

2017-10-16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过去的一年,全球开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法新社[作者]杨锐 口述 本报记者 黄莹莹 采访/整理[人物简介] 杨锐,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1

过去的一年,全球开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法新社

【作者】杨锐 口述 本报记者 黄莹莹 采访/整理

【人物简介】 杨锐,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1999年起担任英语频道时事访谈节目《对话》的主持人兼制片人,参与过众多国内外重要活动的直播或采访报道,曾独家专访过美国前总统卡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政要和领袖人物。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去年我采访了几位政军学届比较有分量的人物,包括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威拉德将军等人。这些人的采访跟几个热门话题都有很大关系,包括“阿拉伯之春”、英国年轻人的骚乱、领土争端、金融危机等。这些大事,也使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互联网结束了“强人时代”?

首先,2011年的各种社会动荡,到底是因为动荡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身处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提高了个人的言论自由空间,导致了“强人时代”的结束,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

2011年,民众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参与度很高,这与微博在全球的发展密不可分。微博舆论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比传统媒体要明显很多,但是网络媒体容易把一些情绪化的、极端的个体言论,甚至是谣言和谎言进行放大,或者不负责任地煽动了仇视。

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欧美也难逃互联网带来的厄运。金融危机后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种特殊的社交手段散播的仇恨言论,成了大规模抗议甚至社会骚乱的重要导火索。我在思考,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人们的言论自由是否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资本主义的弱点

过去的一年,也是我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一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骚乱和仇恨情绪,无不透视着资本主义的顽疾。 冷战后,资本主义欢呼市场和民主终结了历史,认为他们取得了所谓普世意义的胜利。

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很大的弱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产业中有很多虚拟成分,华尔街的数据天才们用公式做出金融产品,假设你没有钱但是你可以买得起房子。你没有钱,政府就得出这笔钱,政府不能做慈善,你还得去还钱。

此外,金融产业里的虚拟经济,导致了人们以为通过放高利贷、资本运作、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就可以用钱来获取更多的钱。没有人投资去做实体,导致了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加工业的萎缩,结构性的失业。大量的手工作业和实体经济、加工作业都流入到低收入国家。不是通过传统加现代方式并重的方式去发展经济,而是依靠泡沫式投机的话,这种泡沫一定会破灭的。

大选未必带来真正的公平

资本主义还有一大弊端,就是金钱政治。 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献金的上限,这样一来,一旦取得大选的胜利,在论功行赏的时候,给予大量政治献金的集团必然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就导致一个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将会直接干扰平等和公正。

而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像大财团那样有影响力,老百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将退居其后。因此,选举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公正。 西方人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一个经济的成功,一个体制的良正,一定要取决于大选,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是合法的。

而事实上,选举可能会带来很多恶性的后果。福利国家的民众总是想着能不劳而获。国家给予大量的补贴,但是缺乏实体经济,而且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不断地去减税,而不是向富人增税,减到后来国库空虚,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只能靠国家大量举债。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

2011年看到诸多的现象,让我怀疑资本主义是不是出现结构性的危机。回头看中国的模式,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也不是独裁集权。中国政权的更替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实现了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这种党内民主,是垂直式、协商式的民主,它取代了竞争式、选秀式的民主,这种民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民主的效率很低下,中国有13亿人,要解决一个人口众多的国情下的效率问题,需要采取一种中国特色的决策机制,这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是必要的。

民生是目的,民主是手段,民主是为了保证民生的。 经济方面,美国式的“小政府、大社会”,由看不见的那只手来影响市场,将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入世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说是完美的,贫富差距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制约着中国社会公正的实现。但是我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美欧工业化国家用了一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事情,并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蛙跳式的发展,蛙跳式的发展一定是尊重了权威。

渴望做自信的中国人

中国正在告别第一阶段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正在慢慢崛起。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是有代价的,一是劳动成本提高,二是效率拖后。同时我也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没有准备好的,包括我自己。 以前我说过,“中国人在文化上自恋,在经济上自负,在政治上自卑”。

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还将是我们国民心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我渴望做“自信”的中国人。事实上,我们在政治上不是那么“自卑”了。因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其阶段性的优势。

接下来,中国面临的是改进和改善,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加强舆论监督,保证司法公正,依法治国,是摆在21世纪中国人面前的非常重要的命题。

不能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能抱残守缺。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良政的改革,这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个公民,除了对国家和世界的期待以外,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新的一年中,能有更大的空间,能够把我的节目做得更有个性,更有品牌,传播能力更强。

我希望用一种“自信”的面貌和心态,用西方人听得懂国际语言跟他们对话,站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敢于批评,也敢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在相互批评和相互监督的过程中,学会尊重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