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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圩里,也在圩里工作,一晃已经三十余年。 我的母亲是牛头山人,牛头山镇原叫铜山乡;父亲是木闸人,木闸乡原属乌沙区。因辖区东面濒临长江的支流——秋浦河下游,所以乌沙这一带俗称乌沙大圩。秋浦河河堤,巍巍矗立于圩里与圩外之间,也矗立于圩里人与圩外人的心头。
生为圩里人,是矮人一等的。很小的时候,不止一次听外婆感叹,把女儿嫁到圩里是坑了女儿,她为此总是责备外公。 圩里水田多,农活重,每个暑期都要经历煎熬一般的“双抢”。
清晨,一双赤脚、一顶草帽出门;傍晚,一身泥水,一脸倦容归家。中午,就在田埂上就着几块萝卜干,草草扒下一碗白饭。圩里人羡慕圩外山边那些种旱地的人家,干手干脚地在棉田或者豆田做活,总觉得那是一种优雅。
奶奶说,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好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我仅有的一点记忆是一九八八年,母亲照了身份证像拿回来。姐姐说:“妈妈,你好老,比爸爸要老十岁。”其时,母亲三十九岁。我不能得知,母亲在姐姐口无遮拦的话语里,是否黯然神伤。
母亲怎么会不老?她二十岁嫁到圩里,已养育四个儿女。父亲是老师,包产到户前,母亲和叔叔们早出晚归,在生产队做活挣工分。包产到户后,母亲种一家五口人的田。虽说父亲到底学会了犁田打耙,但割稻插秧的活儿,多是母亲在做。
我和姐姐很小就能帮母亲做这些事,但因为要读书,能够帮衬母亲的时候却是不多。我的几个舅舅以及小姨,也没少被外婆“指挥”着,来帮助圩里的他们姐姐一家。两位舅舅也是老师,平时在家做农活都少,但到了圩里的姐姐家,他们一概放下老师的架子,割稻、插秧、挑稻把。
小姨长不了我几岁,她极怕水田里的蚂蝗,但她下田插秧,也不曾抱怨。 圩里的农活难做倒还在其次。生为圩里人,一到秋冬季节,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挑大圩”。
一九五四年,洪水泛滥,秋浦河决堤,汹涌的秋浦河水倾泻而下,整个乌沙大圩的万亩良田以及村庄被洪水淹没。从那以后,秋浦河堤的整治工程就不曾停止过。我记事以来,是母亲一到秋冬季节就去“挑大圩”,一走一星期,父亲到周末就去圩上替她。
周日下午她得再去,这样往返近个把月,才能完成一家几口人的土方任务。 去外婆家要走这一段河堤,我眼见过挑大圩的人们在霜天冰地里,敞着棉袄,“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担着黑乎乎的河泥,从河床上一步一步爬上河堤,再一步一步下到河堤的内侧,倒下河泥。
一天里,这样在河堤上,上上下下近百次,一担担的河泥经由他们的肩膀运到河堤上,绵延数十里的堤防,就是这样一尺一尺筑起。
成年以后,我来到这背靠圩堤的中学任教,也常在河堤上散步,看落日余晖,却少有闲适的心情。仿佛,我不是走在一段河堤上,而是走在许多父亲母亲的肩膀上。 圩里人家的日常生活,缺乏烧锅柴火。
平常还好对付些,稻草把烧的饭菜也还香。但到冬季就苦了,稻草烧过的锅洞里没有余火,要掏个火钵就只能先烧些木柴段埋在火钵里,木柴段不能烧得很透,烧得透了就不熬火,火钵里就不暖。不烧透,人坐在火钵里,其实就是跟袅袅不尽的余烟“做斗争”。
那烟熏得人眼泪、鼻涕一起流,很是狼狈。小孩子向来不肯跟烟耗,他们情愿在地上疯跑,跺跺脚以取暖。勤快人家,大人们闲了就走十多里的路,渡过秋浦河,去河那边的山上砍柴。
外婆家有山,舅舅们一年要砍很多粗壮的木柴,外公一根根锯成段,周日,父亲用板车拖一车回来。 屋后的邻居一家有五个姐妹。她们的父母年岁大了,砍不动柴。那五个姐妹,是大姐带了二姐去砍柴,大姐出嫁了,二姐带着三姐去砍柴。
二姐出嫁了,三姐带着四姐去砍柴,最后剩下五妹一个人去砍柴。女孩子再怎么勤劳,到底气力上比不上男子。一担柴一百多斤,挑在肩上要走十几里路,通常一个人是不行的,两个人换换肩都要挨到天黑。邻居那位五妹跟我同班同学,但她书念到五年级就歇了,早早招回上门女婿。
我是在她的身上略略知道,生活给予人的,无所谓公平。正是因为懂得了生活里有残酷,我感激母亲,她以坚韧给我们创造机会。 如今,圩里人家的生活早已大变样。
种田有机器,圩堤的整修,也在一九九八年的洪水后,由政府出资,圩堤内侧修了水泥防洪坡,圩堤外侧植上草坪,水土流失小了,无需年年修修补补。烧锅的柴火也被液化气取代。邻居五妹的一双儿女读中学了,我是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的眉眼间,能看见他们母亲当年的单纯。
幼年时代经历的艰难,只是我记忆里的一抹淤痕,已经越来越淡。撤乡并镇时,木闸乡并于牛头山镇。也许若干年后,曾经明显带有地域卑微的概念——圩里人,会渐渐地在人们口头上消失。外公外婆过世多年,他们长眠在那密密匝匝长满柴禾的山上,可以看得见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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