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主体民众 梅新育: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及其警示 (转载)
三、逆向歧视、逆向选择导致解体案例之二:苏联解体 在苏联解体案例中,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族长期承担了对其他共和国的转移支付负担,却在许多方面承受了逆向歧视待遇;天长日久,俄罗斯族对逆向歧视的不满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对这个他们创建、他们始终充当支柱骨干、他们曾浴血保卫的政权丧失了认同,弃若敝屣。
苏联末期俄罗斯反对派崛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依靠打着意识形态之争旗号的民族矛盾。在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宣言时,时任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的话就是俄罗斯从此不再给别人充当“奶牛”,而苏联解体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由于非俄罗斯族官员在同等条件下有着更多的提拔晋升机会,必然逐步形成地方民族性权势集团,进而不断侵蚀苏联党和国家中央权威的基础,天长日久,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就已经丧失对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也意味着苏联体制已经无法改弦易辙、扭转对俄罗斯族的逆向歧视。
(一)苏联体制下中亚干部的“本地民族化”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中亚各共和国本地民族在全民公决中压倒多数赞成保留联盟,并不意味着当时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群体更忠于苏联党和国家,更忠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当地的全部统治权力此前就已经成为他们独占的禁脔,保留无权剥夺他们权力的联盟外衣,他们就可以继续从联盟汲取经济支持,个人还有希望兼任联盟高官,从而收获“小国之君 世界性大国高官”的双重好处。
相比之下,俄罗斯族精英则没有这种好处,不少精英因而没有兴趣尽力保留联盟。
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中亚恰恰是全苏民族冲突最频繁最激烈的地区,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为自己攫夺权力,排挤联盟再中亚地区的权力。
正因为如此,“八一九”事件之后,联盟外衣已经不能给中亚本地民族统治精英带来上述好处,在几个月前还压倒多数支持保留联盟的中亚各共和国就迅即“变脸”,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纷纷改名,国名迅速全部抹掉“社会主义”称号,“去俄罗斯化”高潮迭起,并在苏联解体之后全面深化。
相比之下,俄罗斯共产党遭到的打击最沉重,但其干部、普通党员队伍依然保持了共产党的名号和意识形态。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早期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非俄罗斯族甚多,以至于反苏势力时常就此大做文章;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中亚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层中,出身穆斯林家庭者很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沙皇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穆斯林微乎其微。
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格鲁吉亚族埃利亚瓦,委员有俄罗斯族古比雪夫、罗马尼亚族伏龙芝等人,无一穆斯林家庭出身。
后来,中亚当地民族干部在中亚诸共和国党政领导层中分量日益加大。
到赫鲁晓夫时期,除哈萨克共和国之外,中亚另外4国领导层民族构成与斯大林时期相同,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均由当地民族干部担任,但这些人、尤其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权力比斯大林时期明显增强,政治地位提升,如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两任第一书记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他们的副手是俄罗斯人。1958年,俄罗斯族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在中亚各共和国干部中所占比例如下: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比:占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在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1%,在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4%,在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38.
5%,在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25.
3%。 在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中,当地民族干部占比明显高一些。如年间的哈萨克共和国,州、市、区委书记半数是哈萨克族,但哈萨克族仅占党员总数的36%,人口总数的30%。[1]再考虑到哈萨克族知识文化水平、业务能力、乃至工作作风等方面与当时占哈萨克共和国人口多数的俄罗斯族等欧系民族客观差距显著,形成这样的干部结构,表明共和国命名民族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利用了权力和体制提供的一切机会优先选拔培养本族干部,甚至任人唯亲,命名民族干部队伍及其权力不断扩张的循环已经形成;与此对应,苏联党和国家中央制衡能力的根基遭受侵蚀而趋向削弱的循环逐渐成型。
哈萨克共和国北部历史上长期就是俄罗斯色彩浓厚而哈萨克色彩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俄罗斯、乌克兰、德意志等欧系民族开发出来的,欧系民族人口一直占压倒多数,俄罗斯人因此普遍称之为“南西伯利亚”。
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后,随着社会秩序和生产方式变迁和引进近代技术,当地哈萨克族人口开始增长;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改造、社会福利、现代医疗技术推动当地哈萨克族人口增长进一步提速;同时,今哈萨克斯坦地区1920年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更名哈萨克自治共和国,1936年改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族在今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政治地位和人口占比日益提升。
然而,直到1962年,即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成立42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成立26年后,在哈萨克垦荒区切利诺格勒边疆区(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所在地)的30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比仍有60%,德意志人占12%,哈萨克人仅占19%。
[1]但就是在这样哈萨克族人口比例很低的地区,到1970年代初,许多地方和部门就已经是几乎清一色的哈萨克族干部。
雷光汉1970年逃亡苏联,1972年3月至1975年10月流放在哈萨克共和国北部(他称之为“南西伯利亚”)柯吉达夫[2]的农场劳动,据他所作自传《苏联逃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第三章“在KGB监狱和南西伯利亚流放地”所述,在柯吉达夫,KGB、警察局、区政府到流放地农场的管理机关,所有的官员,直到最高层的农场公安特派员、管理区主任和生产队长,几乎全是哈萨克人,他当时的感觉是“好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
[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他所述,是因为1960年代后当地迁入了大批哈萨克族牧民,1961年上任的第一个哈萨克族哈共中央第一书记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书中称作“古拉夫”)借机往管理层中塞进了大批哈族人员。
[4]在他所在的农场,哈萨克族场长不仅作威作福犹如土皇帝,而且把下属所有大小领导全部换成自己的兄弟、亲戚和同部落人。 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稳定干部队伍政策,中亚更是实现了超稳定干部结构,从他上台的1964年10月至去世的1985年3月,担任过中亚五共和国3个最高职位(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领导人共有36人,其中任职20年(包括在上述3个职位累计任职时间)以上者有7人,任职10年以上者11人。
由此导致长期任职的本地民族主官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传统上担任监督者的俄罗斯族第二书记等副职则因调动频繁而难以有效掌握当地权力。
由于中亚各共和国部长一级干部中本地民族干部明显多于俄罗斯族干部,本地民族第一书记的实权进一步放大。 而且,勃列日涅夫上台当年年末就安排与自己私交甚笃的库纳耶夫重新当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中亚五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从此清一色为命名民族,中亚各共和国社会由此加快潜移默化形成默认的去俄罗斯化“政治规矩”,即共和国三个最高职位均须由本地命名民族人士担任。
勃列日涅夫因私交而不断抬举库纳耶夫,使之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成为第一个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哈萨克共产党领导人,而且是唯一3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共和国领导人,由此也进一步加重了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的权威。
(二)中亚干部“本地民族化”导致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力旁落 在这种趋势发展下,中亚本地民族政治集团尾大不掉、苏共和联盟中央实际丧失陟罚臧否中亚共和国领导人的权柄已成必然结果。从苏维埃政权初期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清理整顿中亚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到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米尔·苏丹加列夫事件”,再到1950年末《真理报》刊发哈萨克族史学硕士邵英巴耶夫长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地阐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问题而斗争》而启动中亚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和联盟中央一直能够自如地惩处犯下了地方民族主义或其他错误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也牢固掌握着这一权力,而且只要感到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动用:1958年,土库曼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巴巴耶夫因主张土库曼共和国所有重要职务首先应由土库曼人担任而被免职,他和他的一批拥护者最后被开除出党。
1961年5月,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扎科夫因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免职,他主张在吉尔吉斯的俄语学校中把吉尔吉斯语定为必修课,在高等学校为吉尔吉斯族学生保留一定名额。
1962年12月,苏共中央以维吾尔人伊·尤苏波夫替换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仅仅一年的库纳耶夫;……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调查“乌兹别克案件”的压力依然能够吓得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近25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自杀身亡(1983年10月);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共中央罢免了库纳耶夫、以俄罗斯族人科尔宾取而代之,就引爆了震撼国内外的反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主义骚乱“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时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带头上街游行示威,公然挑战苏共和联盟中央权威,却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两年多之后的1989年5月接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表明苏共和联盟中央决定中亚领导层人事的权柄威信已经彻底旁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