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知乎 知情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康生
我见过康生两次,都是近在咫尺之间。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剧协在白塔寺附近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以《北京晚报》记者身份赴会。晚会上,先是表演文艺节目,其后跳交谊舞。组织晚会的剧协秘书长李先生当众宣布,跳得最好的“舞后”,将荣获剧协主席田汉赠送的名贵波斯猫一只。
晚会举办不久,进来两位文艺界高层领导,一个是康生,另一个是周扬。康生坐的位置,离我只有两三米距离。我瞥了他一眼,只见他身体干瘦,面无表情,狭长的刀子脸,上唇有一排小胡子。
黑边眼镜后面,一对阴沉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晚会上兴高采烈的人们。在这之前,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被关押的人,曾秘密告诉我当时身为情报部长、社会部长的康生大量逮捕无辜,搞逼、供、信的恶行,故我对他产生了警惕。
我见他一言不发,窥视着晚会的动向,立即想到汉语中“阴鸷”这个词,形容他最贴切。由于对他厌恶和防备,我早早地离开了会场。后来,那个迎春晚会,经人打小报告和康生歪曲汇报后,竟被最高领导钦定为具有“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性质的活动,掀起了轩然大波。
另一次是在1966年8月31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第二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下楼乘敞篷吉普车从城门洞里出来,经过我作为记者站立的金水桥,准备前去绕场一周,打算近距离见见各地串联来京的上百万小将们。
第二辆敞篷车上站着的是林彪。康生手举《毛主席语录》站在第五辆车上。当毛泽东的吉普车离开金水桥向西缓缓行驶约一百多米后,广场上狂热的百万红卫兵立即向前涌过来。一下子把领袖的车子密密地围住了。吉普车动弹不得,即将发生被挤扁的危险。
于是,后面鱼贯着跟随出来的车子停了下来。我看见江青走下车子,吓得脸无人色。康生恐惧得汗流浃背,身上的军服都被溻湿了。他哆嗦着薄薄的嘴唇,摊开两手,一筹莫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毅和几位领导商讨急救之策。他们从城门洞里调出一连又一连徒手的战士,跑步冲向毛泽东车子被围的地方,硬是用他们钢铁般结实的身躯,把红卫兵们挤开,让出一条车道,将毛泽东乘的吉普车解救了出来。
“文革”中吴晗、邓拓的冤死,康生难脱罪责。1965年,是他向毛泽东告吴晗的状,说吴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1966年5月,是他和陈伯达唆使戚本禹写文章,诬说邓拓被捕后变节投敌,逼他走上绝路。
上世纪50年代,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时,曾邀请康生到家里做客,让他鉴赏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珍贵文物、善本书籍。“文革”开始后邓拓饮恨自尽,康生竟丧心病狂地派人打扮成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幌子抄邓拓的家。他叮嘱打砸抢分子把邓拓家中的善本书、名人字画、古文物全都搜查出来。名义上叫他们都送往文物管理处保存,自己却偷偷钻进那里以鉴别、欣赏为名,“借”回到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家里,占为己有。
1994年冬,我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负责操办中美文学交流奖的评奖活动。翻译惠特曼《草叶集》的北大教授赵萝蕤女士,是评奖的重要对象之一。我曾到北京美术馆后街122号她的住宅,借阅英文版《惠特曼》全集以便研究她的译文。
赵萝蕤的先生陈梦家是上世纪30年代新月派著名诗人。他酷爱收藏古籍、善本、明代家具。陈梦家在“文革”中因不能忍受残酷迫害而悬梁自尽。红卫兵去抄家,把明代家具、珍稀古籍悉数抄走,装了两卡车运往文物管理处。
康生又去那里“借”了陈梦家的藏书拿回家里。康生竟在“借”来的善本书上盖上“康生藏书”的红印章,还在《太平广记》等善本上涂写了不少批语。“文革”后这些孤本、善本典籍发还给了赵萝蕤。当赵萝蕤从紫檀木书架上一一拿下来让我翻阅时,看到康生这个无耻之徒在珍贵古籍上盖的红印章和留下的墨笔迹,使我惊骇莫名,想不到这位“文革”顾问,竟是个文物大盗。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康生的灵魂为何如此肮脏!
![>陈道明电影 南通籍著名电影导演江平:我所知道的陈道明[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9/8b/98b3c46dd08bbc10b02279f30e3e7609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