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五四之魂 林贤治:五四之魂/林贤治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n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下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

"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

"百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

正是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成了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n我们为什么称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呢?雅斯贝斯说:"所谓新,就是说在*时代,历史第一次正在变成世界范围的,以现代交流赋予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先前的全部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

"大独裁者袁世凯试图以"特殊国情"为隘口,阻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自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五四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集团,可以拒不接受西方的观念、思想、主义、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而能长久固守旧的传统,只是所接受者分属于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

\n整个五四时期处于一种创造性的震荡之中。这是在社会的被控层次发起的震荡,由于新奇性的层次彼此沟通而不断扩大的整体性震荡,控制等级结构的松弛和崩解在加速进行。

这个解体的结构,其主要部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它是历代专制政权不断更迭而又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所在。面对如此古老的庞然大物,五四一代唯以一种"新态度"去对待它。胡适称作"评判的态度",蒋梦麟称作"进化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批判的立场。

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而猛烈的批判,给黑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而又充满蓬勃生气的奇异的黎明。对于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导者之一胡适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在这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不论怎样高贵,也不论怎样低贱,都应重新估价。

婚姻、同居、守寡、就学、基督教-没有一样神圣得可以不接受人们批评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n五四的一代做了些什么?\n*一代做了些什么?\n而此刻,我们站在哪里看待这一切?\n如果我们把五四的一代看作是一群可恶的离经叛道分子,复仇主义者,青年暴徒,梦游症患者,白痴,自大狂,西洋文化丐帮,口号制造商,纵火犯,教唆专家;如果我们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堂·吉诃德长矛,改执盾牌;让他们从星散的各地集中到指挥刀下,所有的动作,都服从于同一支号角;甚至让他们没入更浩大的群队里,犹如海洋有水,却不见河流和涓滴,没有独立的奔流;如果不承认知识分子的主体价值,把激进主义除掉,那么五四将成为空白。

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狂飙式风格,认同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五四就是一个年轻的建筑群。然而那么多矗立的群体,今天也只余一片瓦砾场了。\n五四死了。五四早已整个地陷落。

我们看到的是包围在外部的十字军,火光熊熊,杀声震天,原来墙垣之内早已喑哑。自由的确总是处于守势,处于危险之中。正如雅斯贝斯所说:"自由不会主动落在我们身上,也不会自动地保存;只有当它上升为意识并且为此承担责任,才能保存它。"可是,知识分子内心怯弱,他们缺乏足够的精神后援,结果五四为他们自己所扼死。\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