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开国上将周纯全
原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开国上将周纯全
在57位开国上将中,周纯全属于较少为一般民众所知晓的人物。而在红军时期,周纯全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935年长征途中成为政治局委员,那时职业军人中,只有朱总司令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连彭德怀都还不是。
周纯全(1905-1985),字俊忠。湖北省红安县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学徒工到参加黄麻起义
周纯全于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里只有六户周姓人家。六户中又数周纯全家最为贫寒。他家无田无地,父亲早年去世,遗下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周纯全排行老大,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4岁时他就只身到武汉谋生,先是在茶楼做杂役,不到16岁进了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
1923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影响日益扩大,周纯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惠工织布厂的工人开展增资罢工斗争,他自告奋勇地参加了纠察队,并被安排把守厂门。罢工期间,有几个纠察来抓他,他凭着身强力大,还打得一手好拳,一下子就打倒了三个警察,吓得其他警察也不敢再来抓他了。
由于工人们团结一心,资本家被迫答应提高工资。罢工胜利后,周纯全没有忘记京汉铁路的阶级兄弟,又投身到组织“二七”后援会的工作中。
他为坚持斗争的工人兄弟和死难者的家属东奔西跑,筹措粮款,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后来被工人们推选为“二七”后援会负责人。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周纯全和党组织有了接触。
1925年春,周纯全回到了家乡,在八里湾南门庙高小当校工。这所学堂有教师10多人,学生200余名,董必武任该校名誉校长。他经常到八里湾指导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学校中好几名教师都是黄安早期农民运动的骨干。董必武对斗争热情很高的周纯全非常关怀,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
在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周纯全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开始树立解放工农、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积极为党工作,董必武等人开会的时候,他就放哨警戒,还帮助传递文件。1926年11月,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特别交通,经常往来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安县和大别山其他一些地区,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任务。
1927年春,黄安县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周纯全不辞劳苦,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广大贫苦农民开始觉醒,八里湾的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沉睡的山乡沸腾了。农民们高举着农会的大旗,拿着大刀、梭镖,涌向四乡举行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天动地,吓得地主豪绅惊恐不安。
为了替贫苦农民伸冤,周纯全和其他农会负责人将八里湾的一个大恶霸捕押到县城,同另几个劣绅一起镇压。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震动了鄂东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兴起。
1927年10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周纯全积极参与了暴动前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出席了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的重要会议。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城中,接着又迂回到敌人的侧翼,挡住敌人的退路,对活捉伪警长,歼灭守敌起到了关键作用。
县城解放后,起义部队宣布成立县农民政府,周纯全当选政府候补委员。不久党派他到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当向导员,主要任务是带路打土豪。
黄安县城被攻克后,武汉的国民党当局急忙抽调了一个精锐的骑兵师进攻黄安。起义部队进行了浴血奋战,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一路军司令潘忠汝和党代表战死在东门。周纯全带领剩下的部队冲出南门,到七里岗会合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一起撤到龙王山上。
黄麻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周纯全去汉口找湖北省委。到了汉口,才知道省委机关已被破坏,路上又被叛徒发现,周纯全急忙离开汉口,回来找部队。但部队也被打散了。后来几经辗转,直到信阳才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周纯全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暴”,党决定派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
当时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装几次,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由于敌人重兵包围封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进行的相当困难,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为此,党组织要周纯全筹集经费和武器。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和另外两个同志经过多方侦察敌情后,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当时在信阳敌警备司令部旁边有个银行,因为靠近敌司令部,戒备不严,银库无人站岗。周纯全虽然手中没有武器,但他想了一个办法,让一位同志把两块青砖研磨成手榴弹的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上两枚“手榴弹”翻墙进入银行院中,设法“诈”开了银库的闸。
一进门,他就把“手榴弹”高高地举了起来,顿时把看管人员吓得跪地求饶,他很快从银库中取走了700块银洋和2000多个铜板。
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财主开设的钱庄中的300块银洋取走。在开展地下斗争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但周纯全对于筹到的这大笔钱款,却分毫不动,全部上交给党。
后来他们又了解到城里敌军司令部有个护兵,每天带着手枪到一条巷子的住家中饮酒作乐。在掌握了敌卫兵的活动规律后,周纯全在夜色中隐蔽起来,另两个同志在附近放哨。当那个敌护兵从取乐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出来时,身材魁梧的周纯全突然扑向敌人,趁他还没有清醒,顺手把枪夺了下来,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党组织鉴于周纯全对武汉地区情况比较熟悉,又指示他到汉阳兵工厂利用关系购买了3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但如何把这批武器安全运到大别山,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所有的道路上,都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非常严密,过去每次向山里运送物资多少都会受到些损失,还牺牲了许多同志。
周纯全曾为这件事整天闷闷不乐,后来他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想出一条运送武器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武器弹药装进去,棺材上贴着金色的寿字,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几个党员抬着,另一些人化装成办丧事的亲属,哀声痛哭,在后面跟着棺材出了武汉。
途中,周纯全机警灵活,沉着地应付了几道城镇关卡敌人的盘查,使这批武器弹药安全地运到了大别山。后来鄂豫皖根据地表彰了他的事迹,周纯全巧运武器进红区的故事曾在鄂豫皖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1928年5月,周纯全调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特务队党代表。办事处指挥两支赤卫队和一个特务队,任务是解决部队经费和武器弹药,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租、捐、税、债),打击土豪劣绅。
当时,一些土豪勾结民团武装,疯狂地对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及亲属进行阶级报复,安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形势一时低落,不少农民赤卫队解散了。有个恶霸地主,他有十余名如狼似虎的家丁,倚仗着自己是民团的头目,欺压百姓,横行乡里。
他曾枪杀交不起租的佃户,还把抓到的游击队员用绳子捆住,让爪牙用皮鞭棍棒活活打死。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游击队向他筹款,他假装满口答应,却暗中调集保安队设下了埋伏。周纯全发现后,立即指挥游击队冲出埋伏圈。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恶霸的家。他们通过内线,让一个长工悄悄地把院门打开,游击队冲进院子,抓住这个恶霸,把他押到一座石头山上,宣布完他的罪恶,接着便就地正法了。当公布这个恶霸罪行的告示贴出来之后,民心振奋,许多乡亲都称赞“纯全立了大功,给老百姓报了仇。”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赤卫队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起来。
1929年5月1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委会,周纯全任委员长。1931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周纯全当选省委常委。在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任命为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周纯全参与领导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工作,对鄂豫皖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转战川陕,屡建战功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卫立煌的部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周纯全指挥各地的游击队经常乘敌不备,到处袭击敌人,给国民党匪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后来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十师的政委甘济时牺牲,周纯全调十师任政委。
在七里坪遭遇战中,他与师长王宏坤带领部队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把周纯全的帽子打掉了,额头上的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了,但他毫不在乎,仍沉着地指挥着部队,掩护方面军总部甩开了敌人的追击。
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当部队越过平汉线向西行军途中,在湖北枣阳一带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个地区北面和东面是黄柏山,西面和南面是汉江,回旋余地很小。
敌人的7个师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枣阳和新集附近的好几个高地都被敌人抢占了。激战中,师长王宏坤负重伤,师领导只剩下周纯全一人。有一次敌人已经冲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前,周纯全当机立断,带领28团、3 0团的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向西北方向转移。
周纯全不仅作战英勇,指挥果断,而且还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部队,带动部队树立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向川北进军的途中,部队路过汉江,时值2月中旬,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江上无船摆渡,敌人又在后面追击,情况十分紧急。
周纯全站在部队前列作了政治动员,生动具体地讲明了我军的处境,指出建立川北根据地的重大意义。然后他带头第一个脱下衣服,跳入冰冷的汉江,开始涉水抢渡。他的话和实际行动非常起作用,战士们很快就跟在他的后面涉水渡江,甩开了敌人的追击。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周纯全和战士们同甘共苦。1932年11月间,部队进入陕西商洛地区,这时天气已经很寒冷,但干部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行军作战。周纯全也和大家一样,他自己穿的鞋子已经破了,但还是将警卫员为他保留的惟一一双布鞋送给了一个光着脚的战士,而他的脚却被磨烂出血。
有一天,周纯全的伤脚实在走不了路了,就让警卫员找来几块破布,加上稻草,将双脚包住,用草绑紧,坚持了两天的行军,走了200里路。一路上他和干部战士们讲笑话,没叫一声苦。在以后的长征途中,他的牲口基本上都是驮着病号、枪支、背包等物品,很少见他骑在上面。战士们都说“我们政委的马充公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围剿”的作战。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周纯全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包括第4军大部,33军全部和30军265团)的指挥任务。他坚决执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宣汉、老君场、大竹、杨柳关、井溪坝等地,多次击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反六路“围攻”中,周纯全负伤。伤愈后,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川陕省委书记。当时川陕苏区的斗争十分艰苦,粮食和盐极为匮乏。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周纯全动了很多脑筋。他提议省苏维埃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又把十几个县委书记组织起来,发动他们下去办粮站,由县委书记当站长,并制定了妥当的粮食收购政策,很快便保证了部队的供应。
在当时,盐比粮食还要紧缺,直接维系着川陕根据地的命脉。为了从白区搞到食盐,周纯全经常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携带大量银元去白区一些城镇买盐。
当时盐价高达10块大洋1斤。周纯全信任干部,善于使用干部,他还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同志,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得许多次这样的“特殊任务”都圆满完成。
川陕苏区的斗争,是又一曲悲壮的人民战争颂歌。在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根据地的群众和党组织承受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和压力,先后有9万多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在各地打击敌人,有几十万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提供着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物资,转送了大量的伤员。
周纯全在反六路“围攻”极艰难的时期任川陕省委书记、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为支援红军、支援战争、实现前方后方一体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巩固川陕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召开,大会总结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经验,讨论了形势和任务。这是一次粉碎敌人“川陕会剿”的誓师会和动员会,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制定了粉碎“川陕会剿”的总的战略方针。
大会选举周纯全为新一任省委书记。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于11月中旬在清江渡军事工作会上,制定出“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向甘南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红军主力旋即西移,集结旺苍整训,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迁驻旺苍城。
12月上旬,周纯全率省委机关进驻旺苍城文昌宫。在这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年2月初,他参与组建起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巴山游击队。
张国焘的肃反政策忠实执行者
1930年6月周纯全被张国焘任命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这政治保卫局是个相当特殊、神秘和恐怖的机构,其职责本应是对付敌特,结果反倒成了红军内部的屠宰场。该局拥有杀人权,只听命于张国焘一人,其他人无权干涉。
简直就是新时代的锦衣卫。周纯全忠实执行张国焘的肃反政策,带着保卫局的人到处抓人,处决了成千上万的军官战士、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凡是张国焘看不顺眼的和保卫局看不顺眼的都在可杀之列,连徐向前的夫人也亦未能幸免,结果军内人人自危。
说周纯全是根据地的叶索夫、雅戈达,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然,后来这笔帐都算到张国焘和陈昌浩、沈泽民的头上了。张国焘用人讲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对张主席的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将领,即使是德才兼备、资格老、名声大、地位高、贡献卓著如许继慎、邝继勋、周维炯、曾中生者,亦被处决。
徐向前其时资历尚浅,为人低调,沉默寡言,政治上对张国焘很顺从,又很有军事才干,于是被张国焘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周纯全这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中国的列宁”——张国焘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央领导人深为敬佩,服从到了盲从的地步。可以说周纯全是张主席的铁臂兼铁杆,为大树特树张主席的绝对权威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张国焘对这位闭着眼睛埋头苦干替自己清除异己的听话干部自然绝对信任,也就一再委以重任。
活下来的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可以说都是老张的心腹,因为他信不过的将领都已经处决了。
张国焘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大搞党同伐异,实行杀戮和愚民政策,大力发展个人系统。凡是有一点棱角的元老级将领几乎全被他肃反清洗了,于是他大量提拔那些态度恭顺的年轻干部,因此红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大多才二十出头,他们对老张奉若神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清算张国焘的路线错误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多有反感,原因就在于此。不过周纯全等多数人还是勉强转过弯来了,而跟张国焘跟得太紧的几个人则顶着花岗岩脑袋作了张国焘的殉葬品。如红四军参谋长李特、做过张国焘秘书和红五军政委的黄超,在新疆被邓发以托派分子的罪名处决;做过红九军军长的何畏只有回老家了。
1935年3月19日至23日,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旺苍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七县县委书记、保卫局长联席会议和红军各级政治部政务科长与各县保卫局长联席会议,纠正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5年4月中旬,周纯全率川陕省委机关撤离旺苍城,随同红军部队出发长征,并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
革命道路也有坎坷,勇于检讨自己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后方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2月后,周纯全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6年7月27日,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周纯全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
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曲折的。一个历经种种磨难考验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生中也难免出现曲折。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而周纯全是当时的省委书记。
革命斗争是复杂的,周纯全在曲折中学习,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周纯全坚持中共中央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表示愤慨,并予以劝阻。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8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红一、四方面军干部会上,周纯全诚恳地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检讨了自己在张国焘问题上的失误。
甜水堡战斗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纯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以和蔼亲切的态度,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使周纯全受到很大教育,回到驻地,他即电请中央,要求到抗大学习,提高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水平。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1937年1月,周纯全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纯全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1938年2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陕北公学枸邑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
当时抗大一分校从延安到晋东南,又从晋东南转战到山东沂蒙山区,长途跋涉,只有少量武装掩护。每当经过封锁线和铁路时,周纯全总要站在道口上检查:过黄河时,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同志们都说,只要周校长在,我们就有安全感。
1941年冬,日军和伪军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扫荡”,妄图将中央山东分局、115师直属队和抗大一分校一举消灭。当时这些机关中有4000多名赤手空拳的干部,只有一分校五大队有几百条杂牌步枪,每条枪仅有几发子弹。
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周纯全果断地指挥这支队伍向西蒙山突围。在一些封锁口上,他直接参加战斗,消灭了几名日军机枪手,待机关和学员全部突围后,他才和五大队队长杨大易,带着8名侦察员最后撤出包围圈。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以王牌部队、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为主力,向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峻。党派周纯全到辽南行署任主任。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
当时困难很多,但他想方设法地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粮食和冬装,补充了兵源,并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1947年辽南恢复时期,周纯全又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辽沈战役前,周纯全调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完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但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
周纯全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人关、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展示了领导和组织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由于战争的影响,周纯全的右眼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最终失明,被战友们戏称为“周瞎子”。
1949年12月,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积极依靠地方支前委员会,抢修道路,并征集了1000多万公斤粮食和20吨主、副食品,筹集帆船2000多只,为渡海作战创造了条件。海南岛解放后,周纯全改任后勤部政委。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0年冬,周纯全因患高血压,正准备住院治疗,这时上级让他去朝鲜慰问部队。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即便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仍显得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大感意外,彭德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周纯全说:“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
”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彭德怀笑着说“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
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国内战争中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依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后勤供应和运输任务空前繁忙。敌人以百分之七十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妄图切断我后方供应。
为了粉碎美军的“空中优势”,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周纯全亲自抓起了兵站运输线的建设,并对战时后勤运输实行了许多改进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1年3月,周纯全到后勤一分部、三分部检查工作,看到指战员们在公路沿线设立对空监视哨,敌机一过来就对空鸣枪报警,行使在公路上的汽车听见后马上隐蔽起来。敌机飞走后,他们又鸣枪解除警报。
这种办法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土雷达”。周纯全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创举。”周纯全与干部战士进行研究,加以改进,全面推广,最后确定:每个防空哨位由三到五人组成;哨位与哨位之间相距四里左右,以能听到报警声音为宜重要地段增加人员。这样,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近3000公里的运输线上,共设置防空哨1500多个,用兵近万人。
周纯全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入朝作战初期,各种战场资料非常缺乏,他凭着长期军事生涯的经验,很快就掌握了和后勤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情况和资料,打开了后勤工作的局面。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
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周纯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
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纯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逝世,终年80岁。10天以后,一架军用飞机从武汉机场起飞,缓缓地飞过三镇的上空,飞机上乘坐的亲属和工作人员望着滚滚奔流的江水,回顾着60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事情,然后从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中捧出一把骨灰,轻轻地撒向了长江。
飞机掉头向东北方向继续飞行。机组人员报告飞机飞临红安烈士陵园上空。接着,又有无数朵洁白的小花伴着骨灰纷纷飘落。红安,这块革命老根据地的土地上曾到处洒满烈士的鲜血,如今又有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遗骨在这里长眠。
周纯全的葬礼结束了,一切都显得那样安宁。80年前,一个农民的儿子默默地降生在这块土地上。因为生活所迫,他当了工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又从这里出发,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另一个国家的民族卫国战争中建立过功勋。当他为革命奋斗了60年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然后又回到了这块土地,回到了他的战友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