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后 汪东兴为何站到了华国锋一边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作者:徐焰,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由于江青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的一系列恶行已经重重得罪了汪东兴,叶剑英对此也非常清楚,而他本人与汪东兴的关系过去一直还比较好。
叶剑英在参加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于中间休息的时候到福建厅找到汪东兴。见面后叶剑英便说:
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便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还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此前被毛远新等人寄予厚望的陈锡联,这时同样秘密提出“四人帮”的危险,可见内心也是对这伙人十分反感的。在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看到当时根据中央文件通知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有此态度,李先念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决定尽快通知叶剑英。
为了防止有人监视,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对“二月逆流”时的老战友曾有“约法三章”,约定不要到各自的住处直接见面。这次李先念突然进院,肯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于是叶剑英急忙赶在楼前等他。
两人一见面,叶剑英便问:“你怎么来了?”
李先念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来?”
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都心领神会。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便问:
“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
由于叶剑英年纪大耳有些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随之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在纸上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这时特别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显然,他此时特别关心的是名义上主管军委工作的这个重要将领的态度。李先念随之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李先念同陈锡联在30年代便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尽管后来有“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不过在此关键时刻感到这人还是可靠的。
接着,李先念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报告给了华国锋,并告诉华国锋说,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胜利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几次表扬39局,说粉碎“四人帮”这么机密的事,没有任何泄漏。由此可见,江青一伙的手还未插入中央机要部门,还无法监视中央这些领导人的活动。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之机,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得知他们的态度,李先念感到已有把握,便通知了华国锋。接着,华国锋同汪东兴密商了此事,马上得到了支持,因为汪东兴事先已经向叶剑英表示过态度。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当时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叶剑英由于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
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毛主席已经去世,不需要再留“联络员”,主张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江青却带头跳出来说什么毛远新不能走,要留下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做报告”。
此时毛远新虽然有沈阳军区政委的头衔,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做报告”?让他到中央全会上做这种至少只有中央副主席才能做的事,显然是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并可能捏造出什么“遗留”的“既定方针”之类,让“四人帮”夺取党的最高权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
华国锋坚决反对江青的无理要求,“四人帮”也坚决不让毛远新走。双方唇枪舌剑,寸步不让。江青还以“主席夫人”身份撒泼,胡搅蛮缠。这种争论也清楚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这一天,原来担任过康生秘书,此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使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在毛泽东病逝以后,9月15日姚文元便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李鑫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想控制这些文稿。果然,过了几天,姚文元便来信提出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将“毛主席教导”神化的心理的情况下,控制了毛泽东的文稿特别是手稿,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四人帮”如将其掌握,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她掌握毛泽东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当场遭到华国锋坚决拒绝。此番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干这种事。
当时李鑫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见面后,李鑫报告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接着,华国锋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976年的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个人就到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3人都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此时,从军事上如何控制局面,政治上如何掌握主动,经济上如何防止动乱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表面上还是一片平静。
当粉碎“四人帮”的准备正在秘密进行时,江青一伙正利令智昏地进行着夺权活动,不过这伙过高估计自己的小人,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一个多小时,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楼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按理说1956年毛泽东便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事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当时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故意躲开,目的是存心找茬儿。如果不保留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此事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而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一旦保留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同江青吵过一次。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四人帮”想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控制对全国的发令权企图失败,便动用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都有活动,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
江青对毛泽东的丧事并不关心,甚至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此时她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泽东原住地争夺文件,为便于活动还从钓鱼台迁回中南海住进了代号201号的房子。
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她和毛远新等人还要参加。这种傲慢地向中央最高负责人发号施令的举动,引起华国锋满腔怒火,当场将江青顶了回去。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明:“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也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碰了钉子,仍不死心。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大闹了一场。
9月16日,“四人帮”根据自身需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里,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遗言”,篡改了毛泽东的原话并大肆宣传。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拟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张春桥看到了华国锋的这个批示,怕他们的阴谋被戳穿,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既定方针”与“过去方针”,看来只是两字之差,意思也相似,理解起来却差别甚大。“过去方针”肯定是已经做过的而且大家都明白的方针,“既定方针”则是已经密定并深藏难测的方针,可以由掌握“遗言”者按自己意愿添加内容。毛远新作为毛泽东去世前的身边的“联络员”,在这里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
“四人帮”原称“上海帮”,其老巢在上海,“一月夺权”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哥们正控制着那里的党政机构。9月28日,张春桥采取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措施,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直接向上海市委传话,里面先是说“要提高警惕”,接着竟然说:“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这个“要打仗”的话,实际是张春桥对其党羽下发的动员令。上海方面的一伙人马上加紧进行舆论准备,并向民兵增发枪支,准备必要时采取武力行动。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114张,并从21张8寸样片中选了标准相,指令按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7次修改。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的“座次”名单,以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委员长。所以他们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相和“历史性”合影。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他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央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王洪文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攻击、影射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同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30余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她不但在苹果树下搔手弄姿地照了穿军装的照片,而且还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时再吃吧。”一语道破了她想尽快登上“女皇”宝座的天机。
这一天的深夜,“四人帮”的死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催促写作班子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并匆匆要去。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权的战场。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其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里的矛头,明显是指向华国锋、叶剑英。担负注意报刊动向任务的李鑫,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国锋,说明形势危险。
在“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叫嚣时,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除妖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把身边随员都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叶剑英一坐下来,便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马上表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接着他表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汪东兴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当时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还缺乏认识,对毛泽东的指示一向坚决执行,不过他们也都知道此前“四人帮”受过训斥,而且对江青过去动辄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成“特务”并进行残酷迫害的恶行早就痛恨不已,只是看在毛主席面上才忍受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普遍对江青更感恐惧,一些人还在圈内大胆地发牢骚说“毛主席去了,我们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领导人能下达抓捕这伙人的任务,正好遂了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人帮”的覆没,也是江青这个早期品质即坏、后期又心理变态的怀疑狂、迫害狂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
此时,汪东兴向中南海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抓捕任务,到会者都十分兴奋,他们马上研究一个方案,确定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几个人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到达华国锋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他还嘱咐:“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嘱咐:“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国锋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他们又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即迟群、谢静宜问题的具体措施。
当时特别强调保密,还有一个上海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并非只是一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掌握着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数追随者,如果措施不周便会造成流血战斗。当然,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粉碎他们还是有把握的,不过若出现国内战斗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上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因此还要争取以不流血、不开枪的方式解决这一反革命集团。
为此,需要经过精心准备,以突然行动的方式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畴,因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程序的反常结果,自然也无法用正常的党的组织手续来解决他们。何况这伙人在上海还掌握“第二武装”,并紧张地准备暴力夺权。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