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宰范性格 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还有其他。
不过只有这一次(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
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
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
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
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对象,就拿女儿出气。一骂起来就是一整晚,不许睡觉。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文革中,范元甄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爱讲大道理,很注意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给李南央的信里永远充满革命词汇。每年放暑假时给孩子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但这种“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没有爱的。妈妈对孩子没有爱,孩子对她也没有爱,只有把满腹苦闷写到日记里。这日记被范元甄偷看了,讥讽地说:“你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开始后,李南央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范元甄看出女儿神色不对,和蔼地盘问,这是难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宠若惊,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流下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她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无关,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那时李南央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毒得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里沉下去”。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绝不向母亲诉说了。
文革开始时范元甄的确挨过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一九六八年三月,李锐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关在机关里。可这根本改变不了范元甄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亲,范元甄领着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李南央不在家时,妈妈还不时给女儿寄剪报,要她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她学习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悲观的情绪。范元甄教训女儿,女儿听不进,范元甄竟一封信写到女儿的工作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她的“反动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一九九四年的圣诞节,那是她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还带上自己的女儿。开始寒喧几句还好,慢慢地,老太太就骂开了,从大姨开始,骂到李锐头上,又骂到女儿头上。对外孙女儿,却破例地表示了一点人情味,掏出一块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怀表,要送给孩子,顺便考考她:“毛泽东是谁?”接着就进行思想教育课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话在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就已经像是背书了,可老太太是掉着眼泪说的。“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异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的对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吗?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风时期之所以受到审查,固然是受李锐牵连,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论”也有关系。一九四九年,范元甄刚进城时,曾和李锐议论过毛泽东:“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反右斗争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曾经很同情一个名叫马云凤的右派学生,认为她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
大跃进时,她写信给李锐,询问外地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了怀疑。这封信后来被搜查出来,引起了麻烦。
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怀疑和议论对不对,那是她真实的思想,她是在说真话。这样想是她的自由,说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权利。在这样想和这样说时,她是她自己。别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可以同她讨论或争论,但无权禁止她这样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思想是极端危险的。从延安整风到以后的历次运动,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训还少吗?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范元甄也受审查。政治研究室派某某某去“抢救”范元甄,结果产生了两人的婚外情。这事导致李、范二人的离婚。此后李锐大病一场,差点没有了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一个月开了五次批判会。
最后作结论的是杨尚昆,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某某某。范元甄受批判后,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复婚。后来范元甄认为这次复婚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争。范元甄曾告诉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马云凤的缘故,被撤职并受到审查。她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错误,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怀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个永远不怀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话,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革命的道路:这还不严重吗?
那么范元甄是否从此以后真的改变了想法,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冤枉好人,认为报纸上关于大跃进的宣传都是事实,认为毛主席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恐怕未必。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她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出奇的左,这本身就不正常。
这并不是因为她信仰得虔诚;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有怀疑。她被自己的真实想法吓坏了,但她又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压制下去,不让这种思想冒出来。她之所以会对任何细微的“异端”言行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正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怀着恐惧;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惧,正因为她感到虚弱,感到这种“异端”是难以抵抗的。
为了安全,她把党教导给她的东西,报纸上宣传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考察和鉴别就通通无保留地塞进自己的头脑,按照这个口径来讲话,甚至按照这个口径来思想。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放心。但这样一来,那个范元甄的本来的自我就隐没了,代替出现的是一个“假我”。我在这里用“假我”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范元甄有意骗人。她对这一点很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还以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这些思想的,她自己从来就是这样“革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这个“假我”也是一个异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组织的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它在自我的名义下扮演着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员按照导演的要求背诵台词,而这个演员在说这些话时还带着感情,好像这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范元甄就会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是角色本身。
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她像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像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时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惟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 · 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惟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
“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她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