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摄影 记者雍和对谈摄影评论家顾铮:“让摄影有点担当”有多难?

2016年10月24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主题为《摄影的力量》新闻摄影讲座。主办方提出摄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摄影?摄影怎样影响社会发展?以及作为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如何用相机/手机记录时代的变迁?等一系列议题。

现场,新闻学院邀请了摄影界雍和、顾铮两位著名摄影家、评论家,他们就《摄影的力量》进行了精彩的交流。

值此中国记者节,通过图文,再度感受来自摄影记者雍和带来的影像力量。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雍和:

记者雍和现场演讲。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各位晚上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经验之谈,主要是新闻和纪实摄影方面的体会。我从业30多年,说老实话,我在80年代到90年初的时候都是朦朦胧胧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网络时代,信息有限,你不知道新闻和传媒在国外是怎么制作、传播、运作的。

那时候,我们做所接触的摄影大多是沙龙式的摄影,也就是唯美的、画意的、漂亮的,好像摄影只能做到赏心悦目。到了80年代后期末才开窍,荷兰摄影基金会和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进来,才知道摄影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做法——它对传播信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是有作用的。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让摄影有点担当》。担当其实就是责任,负起你的责任来。那么大家会问,摄影有什么责任?就我刚才说的,摄影有各种各样的责任。作为媒体、新闻工作者,把社会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传播出去,运用文字和图片结合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公平正义,所谓“第四权”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历史的档案,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记忆。这就是我所谓的担当。

我从这些照片开始讲。第一个,看得见、还是没看见、还是根本不想看见,这个作为媒体工作者最关键的一个事情。你首先要看到,你看到把它采集下来、拍下来、或者写下来才能传播出去,你看不到从何谈起,所以我认为这是首要问题。大家就会说,看见就是眼睛的问题啊,你视力好可以看得远,站得高可以看得远。其实看见不看见不仅仅是视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我80年代跑到西藏去,那时候眼里看到的是光影、构图、构成、色块、形状、瞬间,我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民族都是不关心的,就算我碰到一些特别突发的事情,我也不会感兴趣,我看见就像没看见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让你看见、没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兴趣,这是第一点。

这张照片是80年代末在上海商店里拍的,商店门口往往高高站着一个人,那个时候小偷比较多,他要提醒大家注意“三只手”。这个景象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照片、这个情景,你只能通过历史的照片、通过别人的照片来还原,所以看见看不见,有时候是和你身处的时代、身处的地域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没看见的原因是你自己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张照片是我1989年拍的,就在我自己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单位每个礼拜都要两次政治学习,不管是工厂、大学、中学、或者机关等都要政治学习,学习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这类的报纸读一读,这就是政治学习。

那个时候都是把报纸、传媒都是当中央文件来看待的,每个字都是党中央的声音。我那天也在参加政治学习,我对面的同事有打瞌睡的、开小差的,我一看不错就拿了相机拍了几张。

我放这张照片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其中一员,但距离产生美,有时候距离太近反而会模糊了焦点、熟视无睹,这个让你屏蔽了、看不见的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不是突然的、猎奇的事情,不会让你兴奋,因为每天、每个礼拜都是这样,你自己麻木,让你看不见。 

这张照片是在世博园英国馆外面拍的老头,拍照往往是“以貌取人”的,最开始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老汉的一把胡子,我以为他是西部来的老人,因为上海南方的老人一般不会留这么一大把胡子。我就和他聊,结果得知他是从台湾来的老兵,祖籍是江苏常州,叫王子民,他是49年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现在回来参观世博会。不管他政治倾向怎么样,他为今天上海举办世博会感到自豪,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感到特别自豪。

这张照片我是想说明,我是用嘴巴看见的,假如我没有上去和他交流、询问,我不会知道他是台湾来的老兵,无法知道他内心的这种自豪感。所以有时候看见、没看见,和你的兴趣有关系,和你的热情有关系,和你的眼睛有关系,有时候和你的嘴巴也是有关系。

看见、不看见有时候和你的胆量也是有关系的。

这张照片也是,这么小的盲流,用绳子串起来,因为他们不是罪犯所以不用手铐,这一幕天天在上海,但有多少人看到了?包括我们媒体工作者,或者麻木,或者装聋作哑。现在回过头来,不回避这一幕,这是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在当中起到什么作用了呢?

同样还有雾霾,现在河北北京那里雾霾,媒体记者都在那边“着急”。但是雾霾污染的话题在五年前还是个禁忌话题,我在2010年拍下这张照片,起标题叫做《上海的天空》,直接就被屏蔽掉了,不能刊登出来。回到家里我们可以骂这个空气,但在媒体上不能看到。随着社会发展,经过各界的努力、反对、倒逼,现在雾霾不完全是一个禁忌话题了,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所以有些事看见不看见,会随着时空、社会的进步,是可以转换的。

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看见、看不见,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不要做一个记者了,因为这是记者最起码的。比如两千多年前西汉的司马迁,他也是做文字传播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虚美,不隐恶。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但我觉得这个原则没有变化。

最近有一个很红的现象,就是诺贝尔文学奖——鲍勃·迪伦,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叫做《答案在风中飘荡》:“一个人要扭多少次头,来假装他并没有看见,朋友啊,这答案,在风中飘荡……”。那么我们的答案在哪里呢?我想很多时候它还在风中飘荡,还没有落地。我觉得作为媒体记者,应该有这个担当。

作为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媒体工作者,坚持和独立思考是很重要的。我从这张照片讲起,某一天我在淮海公园门口拍的。9·18,现在叫做国防纪念日。9·18那天在那里搞活动,很多人在那个红布上面签字。这两个小女孩也在上面签字,她们签好字,我就问她们,同学,你们为什么要签字?她们说因为是9·18啊。

我接着问为什么9·18签字,而不是9·17、9·19签字?她们说,不知道。我再追问,你们为什么要来签字?她们回答说,因为弄堂里的阿婆叫我们来的。

后来我回去就发稿了,爱国主义教育是件好事,但不应该徒有形式,只图这个场面做出来,汇报上去好看,媒体说了多少人签了名,多少人议论,多少人有思想觉悟,多少人爱国……小女孩可以原谅,但是我们作为记者不能这样。

总结下来就这三点,你要能看见,你要能坚持,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谢谢大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评论家 顾铮:

顾铮(右)谈新闻摄影所作的工作和价值。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在雍和老师这么丰富的新闻摄影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大量的无论是作品还是专业思考,我觉得对各位在座的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

要深思,也还要反思:到底什么是新闻?到底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雍和的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

我们今天通过雍和老师的这个讲课,一是知道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二是感受到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真正有着新闻敏感,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社会良知的一个“大物”新闻记者的风采。

我还想说,雍和是一条新闻界的“大虫”。大虫是什么?就是水浒传里面说的老虎。雍和是中国新闻摄影界里面的那条当之无愧的大虫。这条大虫,是他以自己的扎扎实实的工作所成就的。他以自己的实实在在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丰富的现场报导,也带来了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和反思。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不像有些新闻记者,我们会碰到一些新闻记者,讲到后来是自己有点飘飘然,而且这些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都有成绩、甚至是有成就的,但是却唯独缺少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工作、行业、以及对新闻本身的这个反思。

就是缺少这一点。反思,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记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雍和老师,恰恰具备了这一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自己在工作的同时还在思考,还在反思,这样的工作,它的可能性在哪里?局限在哪里?我通过这样的工作,有没有可能会给对象带来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什么意外的遭遇等等。

雍和的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虽然他长期以来看到的是这么多的坚硬的现实,可他没有因为一直在看坚硬的现实而心变得坚硬起来,或者说冷酷起来。我和雍和老师,从80年代开始认识,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我和他的关系确实是很淡的,但是确实是衷心敬佩他。

我1999年回国,大概是2000年我们又重聚了。当时有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研讨会,雍和老师拿出一张照片,我一看就见识到他的责任心了。我至今仍然会在课上和同学们说这张照片,也因此说到作为一个记者,责任(心),职业的要求,对自己的要求,包括作为一个记者对他所任职的报社的读者的强烈责任心。

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上海访问,作为青年报的摄影记者,他是没有资格到机场去拍克林顿。但是他没有因为不能去机场而放弃。他找到了一个拍摄地方——在虹桥机场的外围去拍克林顿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机场的照片,飞机下面有老百姓翘首观望。

这就是负责啊。一个优秀的记者不会因为有外部限制而自我放弃。相反,这是个玉汝于成的挑战。就是说,我(雍和)不能够因为一些外在的限制和物理条件,对这个重大新闻就不能给到我所在报纸的读者。

我揣测,雍和当时在思考:我能做什么,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突破这个限制中做点什么。他努力后做到了。

我觉得这个意外的视角代表的不是权力的视角、官方的视角。我们现在的新闻照片尤其是拍摄官方活动,太乏味了,一没有惊喜,二来没有惊喜就会产生观看的冷漠。

我在我不能出现的地方虽然拍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在我能够出现的地方可以拍出一个可能我需要的图像。这就是我的责任与使命。他的这张照片,我觉得不仅仅是有关一个新闻事件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个记者所应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行动力,而且这个行动力能够体现在切切实实地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的这么一种能力上。

雍和为什么要躲在鸡笼子里拍摄

另外一个话题,我再讲一个雍和老师(拍摄专题)的事情。他拍拆迁拍了这么多年,我有一次听说他躲在鸡笼子里面拍拆迁,为什么啊?人家忙着和拆迁户在干啊,他不要干扰人家的工作,就躲在鸡棚里面。鸡棚里面有鸡屎鸡粪啊,他能够忍受这个味道。

这同时还告诉了我们,雍和老师他有非常敏锐的自我保护意识,这点也很重要的。一个记者不是以牺牲自己为目标的,昂然出征对记者来说并非时时、事事如此。比如你拍“神六神七”的回收啊,你昂然出征不要紧,因为安全有保障。但是拍有的事情,你就要悄悄的干活,干活的时候也不要被发现,我能够拿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最厉害的。从这一点来说雍和老师也是高手。

我们现在常说初心不改、不忘初心。的确,雍和始终不忘初心。他要的是给我们看生活中的种种事情,和这个城市联系起来的各种事情,通过看人的具体的生活变化,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他的工作里边的初心,始终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的责任。

他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图像编年史作家。我觉得还原这些个他所记录下来的事,直接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图像编年史。他从80年代开始就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变化、急剧发展的这一段时期,尤其是在上海。

新闻摄影所做的工作,有的时候并不只是为今天的人所看见,我们还在为将来的人保存我们的见证与记忆。所以说雍和是条“大虫”啊!他三十年来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的共同记忆。他一个人辛辛苦苦从自己的初心出发,积累到今天。但这样的责任感,是否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为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后面有谁来接班?

有些对象是需要持续地关注,雍和对被拆迁户“马克思”这个人物的持续关注,一个简单的事件成为一个故事,因此厚度就出来了,人物丰满了,人性的一面被挖掘出来。这样的东西和只是在一个场景之下一件事情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对我们带来的启发是不一样的。

你看着“马克思”这个故事持续下来,你就会想得再多一些,可能会多想一会,甚至会反思。其实说到底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我把雍和的新闻也放在文学艺术作品这个框架里面,最终讲的是什么啊,是人性,探讨人性。人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之下,他如何和这个社会,和周边的人,包括和这样的小动物相处时所体现出来的人性。

什么叫新闻?既有所谓的“大”新闻,也有日常生活里面的具体新闻性的事件。后者可能是你通过你自己的眼光去发现、提炼出来的东西。这一点在雍和作品里边特别的明显。一般都认为,新闻是“尖峰时刻”,这才是新闻记者应该去面对的。

但是你看雍和,在那个时代日常的、司空见惯的活动里边,他会找到一些点。这个点其实是那个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的尖峰时刻,然后他把它转化成影像,再通过时间的酿造,回过头看会发现,我为什么没意识到这是一种常态里面的异常,然后将这个异常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留存下来?我常说记者的工作是志异。

这个“异”,除了显在的异,还有一些潜在的、往往难于被认定的“异”,是司空见惯中的“异”。发现这个“异”,需要一种秉赋。雍和有这个秉赋。被他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到明天看,就会是具有某种历史文献价值的东西。我们可能无法保证拍摄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见报,但我们总可以准备足够多的硬盘,为未来保存今天拍摄下来的东西。

报道摄影黄金时代已过,原因多多,但我想我们总还是需要有人以图像的方式为我们、为我们的后代们保存一些东西。否则,难道未来的历史是由无数的自拍杆拍出来的东西所书写?

【本文采访于2016年10月24日,复旦大学举办的新闻摄影大讲座第一期《摄影的力量》,文章有节选。】

复旦大学广告系王琼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