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抓张千帆 张千帆:中国高考压力如此之大 为什么?怎么改?(上)

怎样才能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这一定是教育部门、教师、家长长期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提了30多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每年的压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有人说高考体制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显然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

考试制度本身并不实质性地增加考试竞争压力,正如考试方式或流程改革并不会实质性减缓考试压力一样。决定竞争压力的是考试背后的基本供需关系,也就是录取比例。中国高考每年900多万考生,这是相对稳定的大学需求。

我们可以对这些考生进行分流,建立职业考试制度。某些考试分流或许会减轻一点考试压力,譬如减免理科生的文科考试,使之选课与复习均更有偏重。但也正由于准备的科目更有针对性,这类措施最终也许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因为考生们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投入理科的竞争,由此会造成一定的“偏科”现象,也未必是好事。

不论如何,这种边缘性的技术改革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减缓考试压力,因为它并没有改变高考的基本供需关系。

然而,谈到供需关系,高考压力似乎就不好理解了,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如市场经济一样,至少在数量上经历了三十年的蓬勃发展。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一开始大学录取率只有5%,到1980年也才8%,后来逐步上升到20%-30%。

那个年代,大学生就是凤毛麟角的人才,因而高考竞争压力大是正常现象。但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升级,如今高考录取率已经大大提高,全国录取率将近3/4,北京、上海等地则超过80%。

这个数值和欧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其它城市在这方面也差距不大。事实上,全国高校数量还在增长。2015年,全国高校数量增长12%,其中多数为民办大学。既然大学录取率提高了十倍,近3/4的考生都能上大学,为什么高考压力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成倍增长?事实上,中国教育部门很早就开始注意“片追”等不合理现象,并屡次采取禁止“奥数”补习班等诸多措施来促进素质教育。

遗憾的是,三十年过去,我们离素质教育的目标却越来越遥远。

我们看到的是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沉重,中考、小升初等各种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临考前的“魔鬼训练”越来越严酷……教育需求固然随着人口和考生增加有所增长,但是教育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数增长,而在录取率逐年上升的同时,考试竞争压力却不降反升。这种现象看似不符合供需基本规律,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我们问问考生及其家长,这种现象一点不难理解。不错,高等教育资源看似获得了极大增长,但是在考生眼里,有效的教育资源增长却极其有限。三十年前,上大学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学生毕业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个好“单位”。

三十年后,上大学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好大学。虽然有那么多所“大学”可以选择,但是如今有多少考生愿意选择“二本”、“三本”?但凡有点雄心的考生都不会看得上这些大学,不会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选择目标。

他们选择范围内的大学无非是北大、清华等少数“重点大学”,而所谓的“重点大学”也就是指教育部圈定的不到40所“985”高校,以及一百多所“211”院校。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孩子至少得考上一个“211”重点大学;如果连这样的大学都考不上,那么在国内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浪费青春”,不如直接把孩子送出国上学。

无论是“985”还是“211”,都是教育部“钦定”的。教育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让考生都盯着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冰山一角”。凡是有能力、有抱负的考生,就是在乎那么一百来所圈定的“重点大学”,而教育部控制着这些学校的招生规模。

这些学校本身也要模仿哈佛、耶鲁,实行“精英教育”、控制招生规模。北大、清华每年的招生规模只有3300-3400人,其它的“985”、“211”高校招生规模参差不齐,多的如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每年招生约1万人,少的如中国科技大学每年招生不到1900人。

总的来说,大学平均招生规模大致每年5000人。“重点大学”招生全部加起来,每年只有大约50-60万人次,其中“985”高校招生不到19万人。

面对每年900多万的高考大军,“重点大学”录取率竟和三十年前一样,只有大约5%-6%!正是(相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杯水车薪,才对全国每年近千万考生造成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

2.    大学“金字塔”与教育资源的表观稀缺

由此可见,教育体制不平等是人为抑制优质教育供给的重要原因,使得中国大学成为一个相当陡峭的“金字塔”,而这个“金字塔”尖上的实际录取率长期停滞在低水平。这种抑制效应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表象性和片面性。即便某些大学的教育质量相当高,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定,进不了“重点大学”的排行榜,那么它们就难以受到考生的认可,成为有效教育资源供给的一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985”还是“211”高校,其主要认定标准都是研究水准,但是研究水平并不能和教学水平划等号;有些大学并非以研究为重点,却仍然可以将大学教学办得很好。

然而,大学评价指标的行政化、简单化和“一刀切”却剥夺了这些大学以教学为导向的平等发展机会。改革三十多年来,大学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加大。大学发展不平等越严重,大学“金字塔”越陡峭,有效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越小,高考竞争压力就越大。

即便在教育“金字塔”的塔尖上,不平等程度也有所加大。同样作为“985”高校这样的精英殿堂内,也并非一视同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艘“航空母舰”就比其它院校至少高出“一个头”。“985工程”一期拨款,教育部对“两校”的资助各为18亿,而且全部由教育部直接拨款,对其余“985”高校的资助则是每年9-12亿不等,而且是中央与所在省市按1:1配套。

加上各种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同为“国立大学”(中央部属院校)的师资待遇是差别相当大的。

相比之下,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普遍比较“穷”,但也更为平等。以笔者自己为例,我是1980年在江苏参加高考的,那时候的考分应该可以上北大,但是我却没有选择北大,而是选择了离家很近的南京大学。

在那个年代,高校恢复招生不久,各校之间的差距并非那么明显。南大总体上或稍逊于北大,但是也有很好的专业,比如我报考的物理专业就自称是“全国第一”,至少和北大物理专业“并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也知道北大总体上排名更高,但是既然差距不大,其它因素就可能进入考虑范围,譬如学校离家近、上学成本低。

综合权衡起来,我还是很可能会选南大。换言之,在各所大学的地位基本平等的情况下,考生的选择面显然更大,决定选择的考虑因素也会更多。

但是在国家通过不平等投入把北大、清华和其它“重点大学”拉开距离之后,人为扩大的差距将压倒其它考虑因素,考生的选择范围也显著缩小。假如现在再让我高考择校,那么我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把北大作为首选,而我的高考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当然,是在北京考北大,还是在江苏、山东或河南考北大,压力是大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每一所大学都按省市分配招生名额,北京高校对北京户籍的考生分配的名额占考生比例是外地考生的几十倍乃至更多。有人居然认为,招生指标制度降低了高考压力,因为它把全国高考的大市场区隔为32个省市区的小市场,各省考生只和本省考生竞争,教育需求减小了。

这种论点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因为各省考生人数和全国相比确实减少了,但是省内的教育资源减少得更多。

在招生指标分配严重不公之上,还要加上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地域失衡,京沪等发达省市集中了不成比例的“重点大学”,山东、河南等考生大省却只有寥寥无几的“211”院校,河南甚至没有一所“985”高校。

 河南省每年考生将近百万,即便仅有的1所“211”高校(郑州大学都招收1万名本科生,录取率也只有1%。省内没有足够的“重点大学”吸纳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大军,“重点大学”集中的省市又排斥这些考生大省,大学招生计划将它们的指标比例排在全国末位。

严重失衡的教育供需关系极大加剧了这些省份的高考竞争压力,当地的重点高中被谑称为“第一监狱”。在招生指标体制下,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失衡只能对京沪极少数发达省市有利,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受害者。事实上,即便在高等教育供需关系最缓和的北京与上海,高考压力也相当大,中小学一点也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