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精英成自干五了 看郑永年最新文章(转载)

郑永年: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本文标题使用《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而非《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本身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盛行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

中国有没有基于本身实践的一些自由主义因素?答案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在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甚至地方政府,也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导向的社会实践。

但无论是趋向于自由主义的思考还是实践,都仍然处于非常分散零星的状态,不成系统。并且,这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和实践,大都生活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的阴影下,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话语的空间。

(左派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左派的主流也是西方的左派,也就是基于传统共产主义思想的左派,并非中国自身的左派,比如说传统社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 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论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种思维发源于晚清。晚清早期,人们还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在中国被西方列强尤其是被中国的近邻日本打败之后,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信奉西方,到了“五四”运动达到高潮。

中国今天的左、右派双方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思维。左、右派当时都视西方为“真理”,向西方“寻求真理”。很简单,如果西方的是“真理”,那么中国本身就是“非真理”了。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左、右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今天中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仍然是那些“进口”概念之间的争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但绝对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中国自由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是需要加以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这里仅讨论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以分为经济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这两派之间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经济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于私有产权(或者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

在1980年代,这一派是强调政治权威主义的,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消除经济自由的阻力,实现经济自由。这一核心思想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也仍然有很多人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实现经济自由,例如主张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推动私有化。

政治自由派也比较一致,强调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们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如果说左派的旗帜上写着的是公平、正义,那么自由派旗帜上写着的则是民主、自由。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谁也不会否认要追求这些人类所具有的普世价值。

实际上,出生“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些普世价值。今天,除了那些把这些普世价值和西方价值等同起来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大都数并不会否认这些普世价值。在价值层面,左、右派也不会否认对方所持的价值。

因此,问题不在价值层面,而在实际层面。这里,左派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公平正义?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同样,自由派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以什么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例如,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因此他们提倡中国应当通过私有化来实现经济自由。私有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实践,自上世纪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搞私有化运动以来,一直是西方的主流。

中国的自由派没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创新,只是简单地搬用西方理论罢了。在今天的中国,私有产权理论更是种种制度主义的内核,人们想用产权制度来解释一切。

但是,自由派忘记了,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特有经济实践的产物。再者,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选择性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很显然,私有产权理论很难解释非西方的实践。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存在私有制,但并没有得到发展。

今天实现私有制的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比中国快。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无怪乎,相信印度私有产权体制的优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包括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

从实践上看,私有化如果处理不当,更是具有严重的恶果。例如,俄罗斯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寡头经济,绝少数人垄断国家的经济利益。 把现象当做本质 政治民主派侧重的则是政治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等。

这里同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和选择性解释问题。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实践,然后被上升为似乎是“普世”的理论。但实际上则不然。

从理论上说,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政党的数量和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达方式,并非民主的本质。自由派往往把现象当做本质。 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的本质在于竞争,政党只是组织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把多党制和民主等同起来,就可能得出“政党越多越民主”的结论。

在一个具有众多政党的国家,政治生活难以组织起来,往往流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西方的各种俱乐部就扮演了组织功能。当然,政党也绝对不是最后一种组织工具。

今天,各种新的手段和工具在产生。近年来,新媒体在意大利、韩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选举中,几乎扮演了一个远比政党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党是政治论坛,互联网作为政治论坛,远比任何政党更有效。

同样,三权分立既是西方政治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也是西方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在这个层面,民主的意义在于权力的制约。而权力制约具有多种形式,不见得一定要重复西方的模式。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设计了“五权分立”的制度。

据这些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在实践层面,在北美和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见得能够运作。例如,从形式上看,亚、非、拉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带来民主,更不用说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了。

当中国的西方自由派论述民主的时候,他们仅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运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

也不难发现,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在了解西方的时候,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释西方制度环境内,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在民主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例如,卢梭发展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意大利思想家则证明了,在经验层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质上,所有政体,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统治,而人民的统治只是一个理想。

德国社会学家更证明,即使在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内部,政党权力必然趋向于集权,甚至造成政治权力被垄断在党的领袖手中的局面。 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既不了解西方,更不想(也拒绝)了解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就拿着西方的概念来胡乱诊断中国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民主自由的价值,但如果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不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不仅实现不了,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专制。

在中国,西方自由主义导向专制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教训。孙中山早期想用西方的制度来改造中国,但马上就失败了,导向了军阀主义的崛起和国家的分裂。蒋介石想搞共和,但实际上是专制。毛泽东更是个典型。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谁也比不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以“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的精神,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实现。

不过,经验表明,这并不能避免他们所确立的政权演变成为个人专制。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错误。

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在通过暴力和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中,事物便走向了反面。即使在西方,一种妥协的文化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的。

民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开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国,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自由派也拥有一些支持者,但整体社会仍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基本文化。且不说社会经济基础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调倡导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丁点民主自由精神。

相反地,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另一类专制精神。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妥协、包容和理性,但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则是一种道德主义者,只以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许自己高调说话,不容许人家发声;只容许自己道德说教,不容许不同意他们的人的意见,等等。

这种情形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信服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过,如果中国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的东西,至少在现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走过了,或者正在走这条道路的一些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不用去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关注亚洲一些国家就足够了。

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为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陷于双重陷阱,即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并且这两个陷阱互相强化。

在亚洲,只有那些当时被认为拒绝走西方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进入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高收入)社会之后,开始了和平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要选择哪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际上,中国如果走西方道路,情况比亚洲这些小国家更为糟糕。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右派专制社会。同时,中国也必须面临如何继续保持国家统一的大问题。

长远来看,中国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内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响,但其主体必须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

这种自由文化的产生,又取决于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进入全面中产阶级阶段,自由主义文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那个时候的民主化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的分裂。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