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
[19]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 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
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其次,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
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2] 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
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24] 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
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26]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年底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过争论。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泽东还要“左”,毛对刘的不满因何而生?据国内历史学者肖冬连介绍,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7]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1964年12月20日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1月5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
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
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 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 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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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156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