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里斌院士 相里斌比院士牛 中国最牛民科 初中肄业的他为何连中科院院士都佩服?
被称为“最牛民科”的郑晓廷,在博物馆对一件化石标本进行观察。 天宇自然博物馆供图
郑晓廷 62岁,山东平邑人,初中肄业生,全世界最大的恐龙博物馆-山东天宇自然博物馆馆长,在英国《自然》、美国《科学》等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2010年受聘成为临沂大学教授。其研究发现甚至改变了科学界对恐龙和早期鸟类演化的部分认识,被称为“中国最牛民科”。
当记者如约来到郑晓廷的办公室,郑再次“退缩”了。
他抱歉地说:能不能不接受采访?
此前,他在电话里就拒绝了采访请求,经不住跑到平邑的记者当面“软磨硬泡”,才敲定这次采访,没想到最后关头,郑晓廷又动摇了。
他不想参与到时下正热的“民科”话题讨论中。
但要论中国的“民科”,郑晓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这位今年62岁的老人初中都没毕业,但在古生物学界,已颇具名气。为了表达对郑晓廷的敬意,古生物研究者们将一种新发现的恐龙命名为“郑氏晓廷龙”。所以,当时下各种不靠谱,甚至荒诞的“民科”引发热议时,一位科学工作者朋友建议记者去平邑,他认为郑晓廷才是真正的中国民科。
迄今为止,在《科学》、《自然》这两本杂志上,郑晓廷就先后发表了6篇学术文章。
平邑是山东南部的一个“非著名”的小县城,它毗邻孔子的诞生地曲阜,两者相距大约80公里。
去往平邑,最快是先乘坐高铁到曲阜,然后转车。即便如此,但几乎每年,平邑都会迎来国内外古生物学者高频次的访问。
如同诞生了孔子的曲阜一样,在古生物学界,平邑也可称作是一个“圣地”。经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认证,世界上最大的收藏恐龙和其他史前动物化石的博物馆位于此地。
这家名为“天宇”的博物馆由郑晓廷一手打造。收藏有1200多件恐龙化石,各种鸟类化石标本更多,有2200多件,这两项收藏加起来,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博物馆保存的同类标本的总和还要多。
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曾评价说:“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收藏!”
更不可思议的是馆长郑晓廷,他以一个初中肄业生的身份闯入古生物学界,现在已是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古生物学家。
从2007年开始,他已经在国内外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3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10多篇是在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诸如《科学》、《自然》上发表。多数时候,郑晓廷是第一作者。
2010年,郑晓廷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自从迷上古生物学之后,他请了一个英文翻译,这名翻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时间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名来自英国的古生物学家,他通过把两种原始鸟类的羽轴直径与现生鸟类的羽轴进行对比,发现这两种原始鸟类的飞羽羽轴太细弱,可能无法支持鸟类熟练飞行,因此认为飞行是在鸟类演化过程较晚期才发生的。
对这一结论,郑晓廷产生了疑问,之前他所接触到的标本似乎不能支持这一论点。鸟类飞羽的羽轴很难保存在化石中,但在600多件孔子鸟化石标本中,郑晓廷还是找到了4件标本,它们保存有清晰的飞羽羽轴痕迹。
测量之后发现,这些标本的羽轴并不细弱,长度是英国古生物学家报道的两倍,足以证明那位英国古生物学家的结论不准确。郑晓廷与人合作将这一质疑形成论文,同样发表在《科学》杂志之上,题目是《有关“细弱飞羽羽轴体现始祖鸟和孔子鸟有限飞翔能力”的评论》。
迄今为止,在《科学》、《自然》这两本杂志上,郑晓廷就先后发表了6篇文章,这位“半路出家”的古生物学者,向外界展示了他在古生物研究方面,令人吃惊的学术天赋和成就。
2010年,郑晓廷被附近的临沂大学破格聘请为教授,该校以其为核心组建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郑晓廷担任所长。
4年后,临沂大学更是将“终身教授”的荣誉颁给了郑晓廷,以奖励其“辉煌的”科研成果。
博物馆陈列着几十窝恐龙蛋,连中科院院士都感叹“没见过这么多成窝的恐龙蛋”。
记者在办公室“堵住”了郑晓廷:棱角分明的平头,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皮鞋,走路很快,看不出一点老态,不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退伍军人。
郑晓廷说,军人的确曾是他的梦想。1969年,受“文革”的影响,16岁的郑晓廷离开了初中,想当兵但父亲不允许。后来,他在当地一家针织厂找到一份锅炉工的工作,之后他成为劳动模范,当上了平邑县的一个乡镇党委书记。
1991年,郑晓廷调任平邑县归来庄金矿,负责在当地开建山东南部最大的一座金矿,随后他成为这座金矿的首任矿长。
因为经营和管理金矿的关系,郑晓廷的爱好是收藏各种稀有矿石。
郑晓廷说,当时机遇也不错,归来庄金矿利润一直保持得很好,平邑县让这家县属国有企业搞多种经营。他提出建一座收藏化石和矿物为主的博物馆,通过旅游来拉动全县经济,这一想法得到平邑县的支持,2004年,天宇自然博物馆建成。
在矿长一职上,郑晓廷一直干到了2009年金矿被收购。他随后拒绝了收购方的高薪挽留,回到博物馆,专心当他的馆长。
换言之,在郑晓廷的工作履历上,无论是其早年的学习,还是后来的工作,在2009年之前,很难看到有跟古生物学相关的部分,这是外界对郑晓廷多有质疑的原因。
郑晓廷说,喜欢上古生物学多少有些意外。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报道称,中国的化石正在大量流失到国外,连周口店人头盖骨这么重要的化石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这篇报道对郑晓廷的触动很大,他开始研究并收藏古生物化石。
据郑晓廷自己估算,从建馆至2009年,金矿先后投入了3.9亿元征集化石和矿物。如今,天宇自然博物馆不仅有338.6克拉的中国最大钻石,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紫水晶洞、绿松石,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珍藏了世界上最多的古生物化石标本。
天宇博物馆馆藏之丰富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也是叹为观止。
中国最著名的恐龙专家、中科院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说:“如果以我入行到退休所做的研究量计算,天宇博物馆的馆藏量够三代研究员进行研究。”
走进这家博物馆,记者看到的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史前世界,它有三项收藏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之最”。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博物馆之外,一根长达38米的树干化石是世界上博物馆收藏最大的硅化木;另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华龙鸟化石也陈列于该馆,这一保存完好的中华龙鸟化石长达3.8米。
在另一个展厅,大大小小近万块石板上,密密麻麻布满的全是两亿多年前雄霸海洋的鱼龙等海洋生物化石。
一个半人高的玻璃橱窗内,陈列着几十窝恐龙蛋化石,就像它们快要被孵化出来一样。如此盛景连中科院周忠和院士也不由得感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成窝的恐龙蛋。”
食堂的菜单常“被动”增加食材,这都是郑晓廷解剖研究剩下的。
新京报记者见到郑晓廷时,他正在电脑上看恐龙化石的照片。
目前,除了几个合作项目外,郑晓廷还独立承担一个国家科学自然基金项目:下白垩统热河群鸟类化石形态和分类学研究。
郑晓廷看照片看得特别仔细,一张一张的放大,耐心地观察。他说,这是他目前工作的常态,他有对抗这样枯燥工作的方法,就是每40分钟会起身,打一套自创的拳法。
郑晓廷之前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来源于这样的观察。
2015年,郑晓廷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等专家合作,对来自河北约1.6亿年前的一件奇翼龙化石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奇翼龙的前肢和后肢上长有一种特殊的、僵直长丝状羽毛,棒状骨与手指间具有皮膜。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具有皮膜翅膀的小型恐龙。这一成果发表在《自然》上,它还被评为中国2015年十大地质科技进展,代表着中国学者在鸟类起源研究方向上再次取得新成果。
提及最初接触古生物学时,郑晓廷说,他一开始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广撒网,买回了很多书,无论是鸟类、爬行类、哺乳类,有关研究者的文献等都找来学习。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后,郑晓廷决定亲手解剖,以了解相关动物的骨骼结构。
郑晓廷亲手解剖了上百只鸡、鸭、鱼、鸽子等,而博物馆食堂的菜单,也因此“被动”增加了这些食材——都是郑晓廷解剖研究之后剩下的。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天天吃鸵鸟肉,郑晓廷先后买回了好几只人工饲养的鸵鸟解剖,大量的鸵鸟肉让博物馆的员工们“苦不堪言”。
这位员工还回忆,那段时间郑晓廷对解剖的爱好到达极致。博物馆两栋楼之间通过透明的玻璃桥连接,间或有飞鸟撞死在玻璃桥下,郑晓廷每每都是将死鸟带回办公室解剖。有一次,临沂动物园死了一只秃鹫,郑晓廷听闻后,带人到掩埋地将这只已经死了十多天的秃鹫挖了回来,一并拉回的还有一头死了四十多天的长颈鹿。当时正值盛夏,气味尤其难闻,但郑晓廷不管不顾,在博物馆主楼后面的空地上,一块一块地解剖研究。
作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恐龙专家,徐星认为郑晓廷身上有着古生物学起源时研究者的影子。古生物学最初出现在欧洲的有闲阶级中,这些人物质上得到了满足,因为好奇和兴趣,开始挖化石、了解生物。
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徐星谈及郑晓廷。他说,郑晓廷对现生鸟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很多专业学生,“他对不同鸟类幼年、成年的胸骨等结构的差异非常熟悉,这也有助于他理解鸟的身体发育对生殖、飞行等方面的影响。”
徐星表示:“解剖课应该是古生物学研究重要的基础课,但因为经费有限,国内的解剖课被大大简化了。”
郑晓廷说,他在古生物学上有所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开放。
从一个初中肄业生,转变成一个知名的古生物学者,再加上其间金矿矿长的身份,让人不由得质疑郑晓廷学术的成色。
但公众所不知的是,在成为一名知名的古生物学者之前,郑晓廷便以一个初中肄业生的身份,获得了含金量极高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当时,身为矿长的郑晓廷执掌归来庄金矿期间,创造了一种“全泥氰化尾矿压滤滤饼干式堆存滤液循环利用提金工艺”。这项新技术解决了尾矿处理的污染问题,被专家鉴定为“世界一流的氰化尾矿处理工艺”。1996年,这项成果更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
天宇博物馆办公室尹绪伟说,郑晓廷的学习能力和顽强的毅力令其折服,初中的学历并未成为他事业的门槛,当镇党委书记时,他是一个好的镇领导;当矿长时,他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处理工艺;当馆长时,则成了一个知名的学者,“干一件事就能成一件事”。
去年,已经年过六旬的郑晓廷下决心减肥,结果不到一年时间,成功将体重从210斤,降到现在的150斤左右。“我下决心做一件事之后,没有不成的”,郑晓廷对自己的毅力很有信心,“当然,这件事的前提是科学的”。
郑晓廷说,他之所以能在古生物学有所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开放,“无论是北古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是南古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包括中科院院士,他们并没有歧视我的初中学历,一直是很平等的交流。”
在这些国内外顶尖学者的帮助之下,加上自身不断地学习,郑晓廷对古生物学的研究逐渐走上正轨,认识也越来越深。郑晓廷坦承,他的这种“成才路径”很难在其他学科复制。
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郑晓廷说:“《科学》和《自然》杂志对于文章的要求,首先是有新的发现,古生物学比起其他学科来,基于化石材料的观察和创新也更加容易一些。其他一些比如数学、化学、物理这样的学科,本身就很难做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这样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能在这样顶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可能的事。”
徐星在一次受访时也介绍,在古生物学研究中,化石的采集和修理占到了一半的工作量。这一点和其他古生物研究者相比,郑晓廷便具有巨大的优势,他拥有“主场之利”——他所在的天宇博物馆收藏有世界上最多的古生物化石标本。
“在对(化石的)信息进行解释时,需要使用古生物学的表达方式,使用科学语言进行描述。显然,郑馆长在这一方面肯定做不到”,徐星说,“古生物学是证据科学,不缺乏理论,需要的是找到相关的化石证据。在我们一起署名的文章里,我的工作是帮他把思想表达出来。”
“做之前你得做大量的调查论证,不是不负责任的乱想。”
郑晓廷也关注时下正热的“诺贝尔哥”郭英森,他不想掺和到这场有关民科之争的话题之中,尽管他不否认自己也是一名民科。
郑晓廷说:“我这个民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从企业走出来的‘民科’。在企业中做研究,你得指导生产,得对企业负责,对国家投入的钱负责,你得根据你的实际问题来设立研究的课题,做之前你得做大量的调查论证,不是不负责任的乱想”。
一直以来,民科在中国的热度不低。对于民科,比较通行的定义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或者研究者。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民科起于“大跃进”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哥德巴赫猜想成为民科关注的学术焦点,时至今日仍不断有人宣称,解决了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除“哥德巴赫猜想”外,还有永动机、相对论、进化论等也是民科关注的焦点,但很少有民科的研究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
作为一名民科,郑晓廷也曾质疑过进化论。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题目便是大得吓人、具有浓郁民科味道的《地球生物起源》。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郑晓廷说,促使其写这本书的一大原因是,“达尔文没有讲明白地球生物变化形成的真正原因”。不过,郑晓廷很快意识到自己当时观点的不成熟。他将这本书也赠送了一本给记者,但特别交代,“不用去看”,“因为写得不成功”。
郑晓廷说,其实真正的民科很多,央视《我爱发明》介绍的对象,基本上都属于民科,“他们来自民间,并未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但通过不断地实践,摸索出新的东西,解决了现实问题”。
从他们身上,郑晓廷看到了自己十六七岁时当锅炉工时的样子。
当时,郑晓廷和另外一个小伙子在一个岗位。两个年轻人一起憧憬未来,郑晓廷喜欢发明创造,当时满脑子都是想如何把锅炉工艺改进,“因为每天人工铲煤太累了”;另外一个小伙子则一直想着出国。
于是,两人下班后一起看书,一个自学机械、工程;另外一个则捧着英语书、听《美国之音》。
郑晓廷满脸微笑地给记者讲述了这个励志故事。后来,针织厂接受了这位年轻锅炉工设计的方案,将锅炉改造成半自动工艺。不多年后,郑晓廷成为这家针织厂的副厂长,人生由此起步。而那位与他一起熬夜看书的工友,自然也得偿所愿,后来他真的出国了。(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山东平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