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不敢碰的女人】色魔戴笠一生唯一不敢伤害的女人是谁?
核心内容：戴笠不敢碰的女人，戴笠的“五好”中,尤以好色为先。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
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 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简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 年3 月8 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0 年来蒋、戴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
唯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颜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作为军统特工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戴笠对蒋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过蒋身边的警卫人员获得。他注意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并从生活上、感情上给以关心。1936 年1 月,蒋的侍从室改组,改组后的侍卫组,由蒋孝先兼任组长,并由戴笠向蒋推荐军统特务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股长。
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与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年纪却比戴笠小六七岁。但戴笠每到侍从室,总要毕恭毕敬地称居亦侨为老哥或老兄,以示尊敬。平时每到年节,更是私下给蒋、宋身边的内侍人员赠送红包或赠礼品。
赠送对象,上至秘书、副官,下至女佣、男仆,无一例外,人人皆大欢喜。这样,每到关键时刻,戴笠需了解一点什么情况,送呈一份什么报告,这些人都能一路绿灯,甘心情愿为戴笠帮忙。
戴笠对蒋的这种心理早已揣摩掌握,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也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2 字,究竟奉谁之“谕”,他是不作解释的。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不留痕迹,蒋对此也感到满意。
戴笠素知蒋用人行事,十分注意外表精神。其方法就是对使用对象进行目测,观其仪表是否整洁,外表是否精神,言语是否精练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见蒋,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不独戴本人如此,凡由戴向蒋引见的人员,事先戴必对其关照一番,以免失蒋欢心。
蒋对部下有两点是最忌讳的;一是援有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个方面都掌握得很好。在这之前,他从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即在黄埔系内部,他也是独往独来,不参加或组织小集团,以免招蒋猜忌。在贪污贿赂方面,他经常通过整肃军统小特务中的贪污受贿行动,以沽名钓誉,或则在见蒋时,乘一辆旧车,以区别于当时重庆军政大员竞相乘坐豪华车的奢侈之风。
蒋之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条看是不是浙江人,或者是不是黄埔出身;一条看什么人保荐。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
戴笠向蒋保荐人员,也是非浙江人、非黄埔生不保荐的。有时需保荐某个重要而又关键的高级职务,戴笠自知份量不够,要借助他人援手,但戴笠必吃准此人与蒋的关系,决不徒然自讨没趣。
戴笠素知蒋考虑问题,决不肯被人牵着鼻子走,常有令属下防不胜防之处。由此,戴拟定计划,回复问题,必准备两至三套方案,在第二套方案没有准备好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因而戴笠每向蒋献计呈策,鲜有不中。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是,蒋介石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有此原因,蒋一生动手打过的人中,不外乎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更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自重,借此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
一般黄埔生挨打仅能赏赐一记耳光,曾任蒋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的黄埔一期生周振强因受过两记重重的耳光,更觉得是一种“殊荣”。然而,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交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每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蒋之对人对事,按亲疏远近之分,有一本细帐。戴对这本帐大体是清楚的。每每揣摩迎合的结果,总能大体不差。不但蒋由此而引为心腹,就是戴的挚友胡宗南每遇棘手之事,也要找戴决疑。1941 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住进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闲暇时,蒋来到神禾原南坡上的西寺庙前,似乎为这里绝妙的风景所迷恋,久久地不肯离去,然又不发一言。
站在蒋身边的胡宗南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后问计于戴笠,戴笠当即告知胡宗南,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处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必得让亲信学生主动领会办理。戴笠一语中的,1 年后,蒋再次来到西安视察,被胡宗南安排住进新建的行宫“常宁宫”,果然十分高兴,并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以揣摩蒋的心理著称,蒋因此而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问题交戴处理,使戴在蒋心目中日受见重。但蒋也是懂得部下的心理及驾驭的权术,故往往作莫测高深之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使戴笠难测深浅,也难免有碰钉子的时候。碰的次数多了,戴笠又总结出一大经验,每遇蒋喜怒不定、乖张桀傲的时候,戴笠对蒋的问询往往装做糊涂,不拟意见,而仅以“呈核”
二字听蒋自己裁处。这个时候蒋会独出心裁,仅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这就是戴善于用韬晦之计的结果。
戴笠处处用尽心机,就是在对蒋的称呼上,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他多年研究蒋的结果。蒋之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如称兄道弟等等,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
比如,蒋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文白、蔚文等;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就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
蒋对冯玉祥在一般场合称“焕章兄”,在官场上则又称“冯副委员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仅以抗战前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称之为戴科长,且沿习到抗故时期终不改口。这使戴笠听了,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感觉。戴笠由此而体会到在称呼上,也是大有文章做的。
经过反复揣摩研究,他对蒋的称谓也注意区别运用。一般来说,对与他同处平行地位的人,他大都呼蒋为“老头子”;对黄埔学生,他则呼蒋为“校长”;对军政大员及杂牌军将领,他呼蒋为“委座”;对国民党党务人员,他呼蒋为“总裁”;对其他人员及在公开场合演说讲话中,他统称蒋为“领袖”。
由此足见戴笠在涉及与蒋的关系上,无不处处掌握分寸,见机行事。
蒋戴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大概要数一件所谓“冒充领袖亲兄案”。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很像,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来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等。
汤恩伯是一介武夫,素来没有政治头脑。他听了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的祖籍确有在河南之说,又看到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郑绍发送到重庆,让他到重庆找蒋。这件事使蒋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4 个字。
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事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给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
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之罪的。但是,蒋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自己如何处理。
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 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
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 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把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问题交给戴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和殊荣。
1942 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10 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但是,这次大会却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蒋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行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
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两个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这在外人也许是一时看不出的,但在绝顶聪明的蒋戴之间却是了然在胸的。
蒋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