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周恩来与毛泽东翻脸的幕后真相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
近几年,邓颖超日记被启封的传闻不断,所谓“日记”,里边涉及不少党中央“内幕”及周恩来与毛主席关系不和。网帖言之凿凿地写道:“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
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对此,赵炜气愤地说这些内容纯属造谣。“我跟邓颖超这么多年,就没看见她有日记。她是有个小本,大概跟咱们手机那么大,但那是平时看到经典的语句摘抄用的,不是日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日记,解放前不能写,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写日记不是留给敌人了吗?解放后更不能写,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写日记,这是工作环境和性质决定的。”
其实一般老百姓所说的“不和”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
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
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
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
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
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
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
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朝战彭德怀哪个举动曾让毛泽东感到震惊
1950年10月19日这天,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首都平壤陷落。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中朝边境的鸭绿江。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他有三快特点:一是吃饭快,二是说话快,三是办事快。对他来说,只要是决定了的事,他一定要设法迅速办完。10月18日下午,彭德怀在北京参加紧急会议,得知毛泽东决定志愿军10月19日过鸭绿江。
19日早上,他便坐飞机离京到沈阳,下午坐火车到丹东,17时30分,夜幕降临时到达安东。因为彭德怀急于到朝鲜与金日成见面了解变幻莫测的敌情,便带着杨凤安参谋和警卫员,先于大部队过了鸭绿江,来到朝鲜的新义州。
在此,彭德怀与金日成的特使、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见了面。朴宪永已在此等了几天,他一见到彭德怀,格外兴奋,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终于盼到你了。据最新消息,美军今天占领平壤后正向鸭绿江扑来。金首相原准备在德川见你的,但德川已被敌人占领,此时金首相到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前几天,金首相告诉我,如果敌人占领德川,他就到水丰电站等你。
彭德怀一挥手说:“那我们立即赶到水丰!”说罢,抬腿便走。
朴宪永拦住他说:“据说敌人攻击速度很快,现在水丰是否已被敌人占领还不清楚,如果已被占领,我们再去水丰是很危险的。我找有关部门打听打听再定。”
彭德怀心急如焚地说:“联合国军究竟到什么位置了,敌人有多少兵力,我和毛泽东都急于了解,他在北京等我的电报呢,我怎么能在这里干等呢?”他边说边走,“我们走吧,有你带路,我们肯定能找到金首相。”
彭德怀没带部队就出发了。这年10月中旬,朝鲜就下了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大小道路积满了雪,车子开开停停。更重要的是敌情变化较大,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已到了中朝边境的江界,就连朴宪永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在新义州等彭德怀的几天里,敌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北朝鲜,道路上不是联合国军,便是南朝鲜的伪军。朴宪永见彭德怀如此迫切地要见金日成,只得领着他去找。
朴宪永乘坐的华沙牌轿车在前面引路,彭德怀同杨参谋及警卫员小郭坐的吉普车和总部通信处长崔伦率领的电台工作人员坐的卡车紧跟在后。
三辆汽车驶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许多路段被美军飞机炸得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不时听到隆隆的炮声以及阵阵机枪声,不远的山头上巨大的探照灯扫来扫去,天上还不时飞过一架架敌机。彭德怀知道这炮声、机枪声、探照灯都来自敌人。
走着走着,他嘟囔着说:“我们显然是在敌占区行走。我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脱离过大部队行动,从来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的被动情况,如果敌人保持这样的进攻速度,那么,我们的部队很可能要打遭遇战了。”
他们有时碰到路边正在集合待命的小股南朝鲜伪军,还有掉队的零星南朝鲜伪军和美军,因为这三辆车没有牌子,从外面看里面坐着的是军人,看不出是哪国的,敌人以为是自己人,所以一路没有发生被拦车或被射击的险情。
20日黎明,彭德怀一行三车行驶到水丰后,便停下来等待金日成。大约等了一个上午,终于有了消息,说金日成在平安北道昌城郡北镇附近等待彭德怀。
彭德怀立即向北镇行驶,此时,因路面多处被敌机炸坏,小车行驶不受影响,可是载着电台的卡车就麻烦大了,走走停停,最后还掉了队。不多时,朴宪永的车子也坏了,只得与彭德怀挤在一个车上。彭德怀的车子孤立行驶,危险随时伴随着他,一旦发生险情,彭德怀面临的是被俘、死亡、逃生三种情况。
晚上,他们经过一个小山时,美军飞机来了,投下了十几颗照明弹,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还有五架飞机低空侦察,似乎发现了什么,反复侦察后,最后没发现目标才离开。驾驶员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不开灯,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等照明弹熄灭后,才继续行驶。
21日凌晨2时,他们到达离北镇三公里的一个名为大榆洞的金矿。上午9时,金日成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的陪同下,前来会见彭德怀。金日成对彭德怀孤身冒险前来会面大感意外和震撼,紧握着彭德怀的手,一再对中国出兵朝鲜表示感谢。
会见结束后,金日成和朴宪永离开了,彭德怀在大榆洞山沟里等待掉队的卡车及刚刚过鸭绿江的总部机关和大部队。这是两座大山之间的山沟,没有大的村庄,一般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但是,事后却有情报说,曾有美军的一个团在离彭德怀所在的山沟不远的地方休息过半个小时。
彭德怀从金日成那里得到了许多新情况,急于向北京报告,同时要与总部机关联系,他不时地站在高处手搭凉棚,探望前方有无卡车的踪影,还命杨参谋到路边去等卡车。杨参谋考虑到彭德怀的安全不肯离去,遭到彭德怀多次批评,甚至大骂,说他违抗命令。杨参谋在彭德怀逼迫下,只得离开彭德怀跑到大路边去。
下午3点多,装着电台的卡车终于来了。那时电台不像现在小巧灵便,除了笨重的收发报机外,还配备了发电机,电瓶,供发电的机油、柴油及一大堆工具。忙碌了半小时,崔伦才跑来对彭德怀说:“彭总,电台安装完毕,可以发报了!”
接着,彭德怀口述,崔伦笔录,很快向志愿军总部和北京毛泽东、东北局高岗发出了入朝后的第一份电报,时间是1950年10月21日16时,电报主要内容是叙述朝鲜的敌情及彭德怀所处位置,要邓华率志愿军总部机关速来会合,筹划作战部署。
第二天,总部机关还没赶到,彭德怀利用这段时间观察地形。经过周密观察,他发现大榆洞在群山之间,十分隐蔽,便决定将总部设在此地。这天,美军的几十架飞机飞过大榆洞上空,不时地低空扫射和轰炸。彭德怀从望远镜中观察着大榆洞两侧高山后面冒的阵阵烟雾,估计敌人就在附近。等到太阳西下,彭德怀紧张的心情才稍有缓解,因为夜幕是掩护自己的最好屏障。
第三天上午,彭德怀在长满杂草的山沟边观察地形,美军飞机频繁光顾,侦察扫射。子弹打在石头上,碎石乱飞,彭德怀犹如身在炒黄豆的锅中。杨参谋和警卫员再三要求彭德怀到洞里去,但他却说:“美国人又不认识我彭德怀,如果认识的话,三天前就找到我了。我得抓紧时间,在大战前观察地形。另外,总部机关要来寻找我们,我在此转悠,给他们一个活目标不好吗?”因此,在总部机关到来之前,他始终不肯进洞。
这天午后,邓华终于带着总部机关赶到了。彭德怀从19日晚孤军入朝至23日午后与总部机关会合的四天四夜都是在敌人的占领区内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他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后来,毛泽东得知此情,震惊不已,说:“四天四夜令人心悸,只有彭大将军做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