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外说禅张中行张中行:《禅外说禅》第4章中土佛教

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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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禅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宗,想了解禅宗,先要略知中土佛教的情况.中土佛教来自印度,虽然有发展,有变化,但枝干不能离根,尤其早期,是印度佛教的繁衍,因而就是讲中土的,也不当数典忘祖.但这祖又是太繁杂了,只好谈一点点关系密切的.据说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不久(佛教教史几乎都是无确证的传说),像孔门弟子整理写定孔子的言行为<论语>一样,佛门弟子也聚会,想整理写定佛的训戒.这样的聚会名为结集,据说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于佛葬后在王舍城,有五百大弟子参加(这就是五百罗汉的来源);第二次于佛灭度后约百年在毗舍离城,有七百

禅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宗,想了解禅宗,先要略知中土佛教的情况。中土佛教来自印度,虽然有发展,有变化,但枝干不能离根,尤其早期,是印度佛教的繁衍,因而就是讲中土的,也不当数典忘祖。

但这祖又是太繁杂了,只好谈一点点关系密切的。据说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不久(佛教教史几乎都是无确证的传说),像孔门弟子整理写定孔子的言行为《论语》一样,佛门弟子也聚会,想整理写定佛的训戒。这样的聚会名为结集,据说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于佛葬后在王舍城,有五百大弟子参加(这就是五百罗汉的来源);第二次于佛灭度后约百年在毗舍离城,有七百高僧参加;第三次于阿育王(公元前250前后在位)时在波吒厘子城,有一千和尚参加。

每次结集都写定一些经典;至于何种经典,所传不尽同,这里从略。

结集,是因为对于佛所说,惟恐有误记;或所记和所解已经有分歧。但分歧终于不能免,因为一传再传,有讹误是必然的;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同样一句话,甲可以从中取得实义,乙可以从中悟得玄机,何况佛法所讲,大多是意义不定的抽象概念,尤其容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据说结集时已经有宗派之分,印度称为部。起初分为上座、大众两部。上座指老字号的和尚,相当于贵族;大众指少壮派的和尚,相当于平民。老字号的保守,严格遵守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少壮派敢想敢说,阿育王时期出了个大天,说五事(一余所诱,二无知,三犹预,四他令入,五道因声起),在教理上越走越远。

此风不可遏,于是上座、大众两部又分化为十八部:上座分为犊子、经量等十部;大众分为说出世、多闻等八部。

在教理方面,上座部、大众部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上座说有,大众说空;上座安于小乘,大众趋向大乘。有和空都具有远离常识的意义:有,是指一切法的自体三世长有;空,是指一切法念念生灭,所以过去未来无实体,只有现在瞬间的体用为有。

上座部的理论基本上是原始佛教的。大众部思路比较开放,且追得深,气度大(强调普度),所以得到较多人的赞许,其后就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传入中土,小乘不兴盛,六朝以后,地盘完全为大乘所占领,与印度源泉的下流是有密切关系的。

4.2 前期佛教

中土佛教的历史,内容复杂,千头万绪,为了简明,想分作三期:前期,由东汉到西晋;中期,由南北朝到唐;后期,由五代十国到明清。中的意义相当于盛,是重点。

佛教传入中土,最早在何时,有异说。有的,大概意在夸饰,与道教争胜,说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在位,年号永平)以前。引经据典,近的推到汉武帝,远的推到秦始皇,更远的推到《山海经》。可惜都证据不足,难于取信。

多数人认为可信的是汉明帝永平求法的传说,见于东汉末牟子《理惑论》第二十章: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即印度)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合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其他书称为白马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此外还有许多书谈到,内容大同小异。所记事详细明确,但也有漏洞,因而近年来有人疑为不实。不过这项记载可信与否是一回事,佛教何时传入是另一回事。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举西汉哀帝时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佛)经,明帝时楚王英已为桑门(沙门,和尚)、伊蒲塞(优婆塞,男居士)设盛馔,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陀之教为理由,证明佛教的传入必在明帝以前。

以常情推测,两汉和西域的交往相当频繁,西域诸国是信奉佛教的,传入的可能比不传入的可能一定大得多。

佛教初传入时期,重要的活动是译经。译者都是外国人,如安世高来自安息(初来的佛学大师,名前多标明国籍),支娄迦谶来自大月支(也写大月氏),竺佛朗来自天竺,康孟详来自康居。其中最有名的是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最早传入讲禅法的)等约三十几部。其次是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经》等十几部。

教义的传播还比较粗浅,大多是灵魂不灭、地狱受报、祭祀得福之类。所以在当时人的眼里,佛法不过是方伎的一种,出家人同样是方士、道士,可以称呼为道人。但佛教徒的出世色彩,可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后汉书·襄楷传》记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上书说: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像这样对付情欲(绝),是道家也远远赶不上的(只是寡欲)。宫中有浮屠祠,推想只是祭佛而不住僧。宫外已经有寺院,如传说建于明帝时的白马寺就是。寺院不多,都是供外来的和尚住的。中土人不住,原因有二:一是据《高僧传·佛图澄传》:“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二是当时还没有传戒的规定,也就不能有正式受戒的比丘和比丘尼。

4.2.2 三国两晋

这两个时期合起来,将近一百年(公元220—316)。佛教的重要活动还是译经。重要的译者有:康僧铠在魏都洛阳译出《无量寿经》等四部;帛延在同地译出《首楞严经》等七部;支谦在吴都建业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余部;康僧会在同地译出《六度集经》等数部;竺法护在两晋初年译出《普曜经》等一百六七十部;竺叔兰在陈留等地译出《放光般若经》等数部;帛法祖在长安等地译出《菩萨修行经》等十几部;安法钦在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经》等五部。

所译经典,教理方面偏于大乘的般若,这就为后来道安的般若学开了先河。

译经中的一件大事是,三国魏的晚年,印度和尚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祇戒心》,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这就为佛教势力的扩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

中土人出家,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说,严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说近真,那最早出家的名人,应该是三国魏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还是最早西行求法的。他研究般若,中土经典有限,义多难通,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往西域。到于阗,得《大品般若》数十万言,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他没有回来。

有了戒律的规定,出家人逐渐增多,据说西晋时有僧尼三四千人;僧寺,仅洛阳、长安就有近二百所。

4.3 中期佛教

这一期包括南期(东晋和宋、齐、梁、陈),北朝(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朝代多,地域杂,加上佛教最兴盛,更是千头万绪。所谓兴盛,是内,教理钻得深,分得细(各宗各派);外,热闹,由寺院、出家到造像、俗讲等等,真是五花八门;还有,影响也大,由小民的念“阿弥陀佛”到士大夫的谈空说寂,更是无孔不入。内容太多太杂,只得取大舍小,只谈一点点显赫的。

4.3.1 南北朝(一)

这时期包括南朝的东晋和北朝的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史称五胡)先后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夏、成(或成汉)十六国,时间是一百年多一点(公元317—420)。

译经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不仅译师多,译品多,而且出了不少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这包括僧伽提婆、僧伽跋澄、僧伽罗叉、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昙摩难提、竺佛念、帛尸梨蜜多罗(高坐道人)、弗若多罗、鸠摩罗什等。

其中尤以鸠摩罗什名声最高,贡献最大,与唐初的玄奘,同居译经大师的首位。这时期所译经典的方面也广,包括“阿含”(小乘经)、“阿毗昙”(说一切有论部)、“律藏”“密教经典”“大乘经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乘经论,如《大品般若》《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都出于鸠摩罗什之手。

教理的研究和传布也远远超过前代。重要的大师有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僧朗、竺潜、道生、道融、僧肇、法显、慧观、慧严、支遁等。

研讨的内容太多,太专,不能介绍。只说说多数人感兴趣的是般若性空的学说。可是同是说空而看法不同,道安时期有六家的分别。所谓六家,指一“本无”(万有生于无),二“即色”(色法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三“识含”(万有为心识所变),四“幻化”(世间诸法皆幻),五“心无”(对外物不起计执心,故说空无),六“缘会”(诸法因缘会合而有,无实体)。

其中道安的本无说势力最大。其后鸠摩罗什更深入发挥,创毕竟空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皆空无余),其弟子僧肇作《不真空(不真即空)

论》(见《肇论》),即使不是越来越玄奥,也总是越来越细致了。其实目的仍是简单的,是想证明现世无可爱恋,因为不实。

不爱恋现世是消极方面,消极总是为积极服务的,就是说,舍是为了取。所取当然是出世,或说涅槃。这时期,佛法在取的方面有了新的趋向,是由道安(在北方)开始,慧远(在南方)发扬光大,根据《无量寿经》《弥勒下生经》等经典,倡导往生弥勒净土的修持方法。与般若性空的玄远理论相比,往生净土的路像是既容易走,又收获大,所以对后来佛教的更深入人心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大,西行求法的风气也兴盛起来。先后有法显、智严、宝云、智猛等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师子国(斯里兰卡)等三十余国,获得很多经典,十几年后回到建业,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等经典。

出家、在家的信徒,数量增加得很快。在北方,只长安一处的僧尼就过万。其他地方,尤其南方的佛教中心建业,数目当然也不会少。寺院自然也要相应地增多。与信仰俱来的还有佛像的各种形式,包括塑像、画像(包括画佛教故事,名家有顾恺之、曹不兴等)和雕像。雕像还发展为大规模的形式,是石窟造像。据说敦煌千佛洞就是苻秦时期开始建造的。

道释融合从这个时期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道家推重老庄的无为,理论讲无,行事讲冲虚淡泊,尚清谈,这同佛家的讲般若、轻世间名利有相通之处,又因为许多出家大师深知儒道(如慧远、支遁等),许多士大夫名流信佛,通佛理(如孙绰、宗炳等),所以有不少名僧和名士交了朋友,谈吐也是即道且释,就是后来说的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