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是哪国人 陈志武: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
对许多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人来说,“陈志武”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熟悉的名字。 2006年,他3次回国,并通过文章、论坛、接受访问等形式,发表他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无论从题目的广泛程度还是单纯的数量上,都远远多于往年。
从“什么妨碍了我们创业”到“中国科技新贵为什么少”,从“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到“‘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从“美国为什么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钱”到“中国经济为什么离不开新闻自由”,无所不谈。
陈教授的思考,不是对一时一事所贡献的权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呼唤。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他看到了中国在制度建设上的落后;他认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在一次访问中,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时,他竟流下了眼泪。
而这样深切的关注,缘于他在2001年7月15日从上海到纽约的一次旅行。
在此之前的15年,他已经从一个携70美元只身赴美留学的工程系穷学生,扶摇直上为美国著名学府的经济学教授,金融定价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和多个经济学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他的研究成果曾获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他被评为世界排名第202名的经济学家,辉煌的学术前程正在他的脚下。
但飞机上的那本《财经》杂志某种程度结束了这种单纯的学术研究生活,他发现,15年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已成为历史,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
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中国转型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及其遭遇的困难,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
从2001年12月,陈志武开始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他对热点问题的看法。他几乎马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长期使用英语造成了汉语语感上的生疏,旅居国外使他对国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缺乏足够的敏感度。
于是,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系统研究了自己离开后的中国现实,渐渐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 从湖南茶陵老家拮据的农村生活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城的宽敞住宅,陈志武的人生轨迹有了质的转变。
但他似乎并没有成功人士常有的志得意满,或出身草根的人几乎不能避免的用自大小心掩饰的自卑,因为领悟透彻,他的文章总显得平实而简单。
虽不曾谋面,但当他用磁性、低沉的嗓音,在大洋彼岸通过电话回答我的提问时,他总是平静和耐心的。电话线路不好时,他会为让你听得更清楚而提高嗓门;二、三个小时里,他娓娓道来,偶尔会笑,几乎从来不用专业词汇,但却总让人有醍醐贯顶之感,一个学者的自信和魅力扑面而来。
尽管已被许多人奉为精神上的导师,但陈志武却认为,关注中国问题首先是给了自己追求新知识的满足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本身就是目的;与此同时,能让更多国内的人在见识上有所提升,那当然更好。
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社会,他认为做学问的人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长远的,短期影响终究有限;他不是革命家,也不赞同那种激情的、天翻地覆的革命,他认同改良,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缓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做一些推动人们改变认识这样的基础性工作。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每年都会回国几次,最近的一次有何感受?国内目前的问题千头万绪,您认为最根本的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我最近的一次回国是在今年8月,到过上海、香港、深圳、湖南、内蒙古等地,最大的感受是国家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
如果要求每个地方政府遵守铁板一块的政策,包括要求各地知识分子、官员等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问题有同样的看法,那会很难,也不应该。
要求地方100%听从中央、不能讨价还价,这不仅不现实,而且必然意味着各地方无法保护当地人民的利益。目前的这种高度管制、依赖审批和要求地方完全服从的治理模式,代价很大,让地方做出太多牺牲。
更理想的情况各地有权争取本地的利益,这是基础性的权利。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当地的银行分行吸收农村存款,再把多数资金抽调到城市,地方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机会损害很大。
在中国,湖南和上海和内蒙古的差别,甚至大过一些国家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绝对的一致和服从,往往是以地方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和地方的绝对牺牲为前提的,得到极大好处的是大城市。这是促成城乡差别、地区间差别的制度性根源。
目前中国面对的挑战不少,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仍存在极大的误区。过去28年,虽然大中小学教科书已有了一些改变和调整,但像政治经济学等教材还远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教育的价值观严重陈旧的问题还并没根本改观,法治、自由、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还没有深入人心。
这最集中的体现在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对世界和外国的看法上。
比如,一有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还是“靠政府加强监管”,还有就是继续深信“天下为公”这种听起来潇洒,但实际上误导人的口号。这个“公”是什么?把我们自己的财产和利益都交给这个“公”之后,控制这个“公”的人凭什么不会“假公济私”?在没有确保“公真的是为公”的制度架构之前,为什么我们还要天真信仰“天下为公”? 依照语言学、人类学的逻辑,一个人平常所使用的术语基本能反映他的思维方式。
如果是这样,当我们看看现在国内讨论许多热点问题时所用的语言,你会发现人们还是从剥削、从剩余价值来理解所有经济现象,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未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和旧思维。 比如,大国崛起的问题,我们被教育说西方大国都是靠掠夺和剥削起家,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和西方接触,现有的工业体系,电力、电话、石油等公用工业,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股票和证券,还有制造业等,无不来自西方,但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不会看到西方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以及社会文明多方面的贡献,以往只会片面强调苦难、伤害等负面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中国企业也走出去时,这就变成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剥削,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给别人贡献。这难道不矛盾吗?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世界观,恐怕不能支撑起中国的崛起。
为了让中国社会长久持续稳定发展,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教科书都必须改变,许多过时的东西应该改掉,与时俱进,否则会为未来的中国留下后患。 《南》: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息。
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可是在1986年初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
所以,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今天的成绩恐怕是很有限的。
《南》: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
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为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仅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较少谈论政治,更多时间花在家庭上。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 但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太多的人整天都在谈论政治,那恰恰表明那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还太不幸福。
如果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人们没有安全感并对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人们当然只好靠谈论政治来索求更好的未来。
结果,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不幸;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了,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甚至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用不着十句话有九句离不开政治、离不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
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用总谈论政治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总那么沉重。
——我不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关心政治,在目前的状态下的确无法不关心国家大事,也应该关心。但是,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也能进入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让本能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去投入研究政治或从事政治,但更多人不必关心政治,不必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是专注享受生活,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到那种时候,中国人才算是真正幸福了。 《南》: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
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做研究,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
事实上,纯理论研究也让我陶醉,我喜欢数学,有时看到别人做的很漂亮的数理经济模型和数据,也觉得那的确是享受,很想再回头去做。
但即便现在的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响,我的收获还是很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正在经历的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能有机会见证、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巨变时代,并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做深入研究,有这样的机会,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是生得逢时呀。
有许多由中国转型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是在成熟社会里想不到的,我的这些投入会让我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实际上,我感到自己的学术视野已经受到非常积极的影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
《南》:在您看来,学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不偏不倚? 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多数学者选择投身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他们的道德情操普遍会很高。但学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养家糊口,他们给企业或其它单位做咨询、做参谋时,当然应该得到收入,不应该是免费服务,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
不过,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在学者公开针对涉及具体公共利益的问题发言时,应该披露是否跟相关利益集团有利益关系,有没有经济利益在其中。
只要有这种披露,读者和听众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就可大大减轻潜在利益冲突。显然,如果因为有潜在利益冲突就完全不让他们发言,那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人,应该回避跟企业的经济关系,不能收费,包括出席会议发言时,他们不应该收红包之类的东西,他们已经拿着国家经费和工资,更掌握行政权和政策决定权,利益冲突会太大。
像国务院下属的智囊机构,不应该一边拿着政府的钱一边又为企业做咨询,甚至帮助企业游说来影响政策,这是不可饶恕的。在美国,证监会的人被请吃饭或开会时,是一定要给自己的那一份付帐的,更不会收红包,就是怕出现利益冲突。
《南》:公共利益往往具有模糊性,容易被滥用,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得到表达和体现? 陈: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很少,湖南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可能影响不大,所以公共利益的事情不会太多。
但现在不同了,经济全球化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了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此之广,不要说官员、学者、业者,就连个人的吃住行都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就要求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靠强势者的善意,不能只指望道德发挥作用,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允许广泛且不受限制的讨论,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