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医学院女生实验课尴尬经历？我在医学院那些事儿
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女学生，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白衣天使，但是现实却是最讨厌的就是实验课了，回想起那些尴尬经历简直是难受，真实口述我在医学院那些事儿，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在医学院最先学会的一项技能，就是洗手！千万别不信，我统计过，医学生至少花了15个课时学习洗手，如果算上演习和实践，15这个数字就要用月作单位。
第一步，用肥皂洗，同时用小刷子仔细地刷，皮肤褶皱尤其不能放过，三遍；第二步，用碘酒擦，三遍，完成后都忘了自己是哪种颜色的人种了。到底我为什么要这么洁癖，看完下面这些医学院女生实验课尴尬经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你可能从你学医的朋友那儿听说过“四大名补”（有四门课程及其麻烦，总有大批的同学要补考）；听说过带着被子和热水瓶，去教室上通宵的自习；听说过弱小女生为了第二天的《解剖学》考试，独自通宵在解剖楼和一群尸体在一起。或许你不相信，或许你会好奇得想念医学院，或许你会害怕得对你学医的同学退避三舍。
医学院女生实验课尴尬经历——最可怕的解剖课
医学生也是人，不是天生就有面对尸体的勇敢。我第一个学期是《系统解剖学》课程，面对的是制作好了的一块块器官。第一次课程的前一个晚上，很多同学都有点惶恐的睡不着。第二天结伴走进解剖课，台上站着的两位老师首先吸引了我：一位是一具完整的骷髅，我真正的老师站在和骷髅对等的位置上，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偶尔长长的教鞭碰到了我的骷髅老师，它也随之摇摆起舞。
装满暗黄色福尔马林的大池子里，漂着许多黄褐色的躯体，统一背部朝上，乱糟糟的头发，看不见面部。用棍子捅一捅其中的一个，连带着周围的都回上下震荡着沉沉浮浮。
不管你蹲在多么臭的厕所里，几分钟之内一定会“不闻其香”而顺畅呼吸，可是，鼻子对福尔马林是没有适应性的，闻久了，还是那么刺鼻，最多能从中分辨出一种深藏着的尸体气味来。
其实，用在人体解剖课的尸体本身是没有气味的。那些价值千金的尸体，被小心地做过处理，不会肿胀，不会腐烂，死亡的细胞在福尔马林的呵护中安安静静。
以下情节，绝对是真实口述，记得头几节课学的内容是骨骼，第一次伸手去拿放在标本箱里支离破碎的骨头块还真需要点勇气。狠下心，一闭眼抓住了才发现，其实并没有异常冰冷或者异常光滑的感觉，灰色的表面泛着淡淡的光泽，骨头不散发任何气味，只有心在怦怦地跳。第二次，第三次就马上习惯了。好学生照着板砖一样厚重的教科书，仔细查看每一个隆起和凹陷，眼睛凑得贼近，恨不得在平坦的部位也看出波澜；我这样的“非”好学生们，则在惊异于生物界的造化，蝶骨（头骨中的一块）被我一致评为最漂亮的骨头，它使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品黯然失色；而脊柱骨作为戒指戴在手上，比藏饰更加神秘，比牛仔更加凶悍，怪不得老师有言在先：“偷窃骨头，严惩不贷。”
然后是关节和肌肉，再是内脏和脑。感谢伟大的教科书撰写者，给了我如此平稳的过渡。期末的时候，我已经能面对铁灰或暗红的人脑，偷偷地吃携带的早点了。
第二个学期就是《局部解剖学》，整个学期的安排就是五六个人面对一整具尸体，将它的每个局部解剖出来，看个究竟。
尸体在地下室的大池子里，要自己去搬。我乘一架“嘎吱嘎吱”响的古老的电梯到了灯光暗黄暗黄的地下室，面对着比盛夏的海滨浴场还要拥挤的福尔马林池子，以“麻木”著称的我还是发出了惊叹。老师给了我几个耙子，说我看中了哪个就把它耙拢过来，只是别光耙男的或光耙女的。啧啧，颇像自选市场。
整个池子开始荡漾，尸体们像正在煮的饺子一样浮浮沉沉，向耙上来一个真不太容易。暗黄的灯光下暗黄的涟漪显得有一丝诡秘，混着尸体气息的福尔马林溅到我身上，在白大褂上留下淡黄的印子。大家合力把尸体拖到岸上，再把它翻过身来，那一刹那可真恐怖，就像——就像是《午夜凶铃》里的贞子扬起死神般的脸。
选好了各自的尸体，我抓住它的四肢，抬着去乘电梯，没想到电梯竟然坏了！可惜不是在晚上，要不然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关于鬼故事的长篇。于是一伙人和一伙尸体浩浩荡荡地走出地下室的偏门，准备从教学区和宿舍区交界的林荫小道绕到解剖楼的前门（学校的结构就是有这么奇怪，绝对不是我想绕道）。一路上碰到三三两两的医学生，眼中有着吝啬的惊异，大大打击了我哗众取宠的虚荣。终于，有几个小姑娘为我挣了面子，她们是路边小卖部的打工妹，原本站在门口聊天，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远远的我，我越走越近的过程中，她们猛然凄厉地尖叫起来，紧接着作鸟兽散了，各自踉踉跄跄躲进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回到教室，给尸体们剪头发，擦澡。头发凌乱而枯燥，尸体僵硬僵硬的，我感觉自己比桑拿浴池搓背小姐还要辛苦。洗刷完毕，每具尸体发得一块上好的布料，据说既防潮又透气，不过后来还是有一具尸体被解剖开的肚子里长出了郁郁葱葱的绿霉。
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尸体贵呀！尸体难买到呀！”我《局部解剖学》用过的尸体，会被老师仔细地骨肉分离，干燥防腐处理，妥善保存，用于下一届《系统解剖学》的教学。
我最后一届解剖课上，老师用了半个课时的时间动员我捐献自己（当然是死后的遗体）给解剖教研室，还带来一叠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有一个女生当场签了，老师兴奋地拍拍她的肩膀，说了一句颇为流行的话：“记得介绍你的家人和朋友来！” 医学院女生实验课尴尬经历——看产妇生孩子
我在医学院那些日子里，最难忘的就是看产妇生孩子了。
一个初夏的日子，快下课的时候，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有一个产妇要生了！我来不及吃饭，浩浩荡荡地开往产房。要知道，在我见习的附属医院，产妇几乎都是来剖腹产的，有的因为胎位不正，有的因为怕痛，有的因为要好身材。
产妇叉开双腿躺在产床上，小腿加在离床面半米高的德加赞赏，我五男五女十个人，直面产妇叉开的大腿。男生们的眼中都露出神圣而科学的表情，一脸正气凛然，产妇疼得筋疲力尽，也没精神难为情。小孩的头已经到产道口了，助产士扒开产道口，让我看长着淡黑色毛发的胎儿的头顶。
产妇的阵痛又来了，一阵高过一阵，叫了起来。护士冲着她喊，：“不要叫，把力气用在肚子上。”也许是真不能喊，也许是护士们怕吵，反正产妇立刻闭上嘴不叫了，脸渐渐憋成了猪肝色。
助产士看产妇要生了，就准备做一个侧切。中国人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结构导致蛋白纤维短，产道弹性差，所以中国人容易发生难产。
助产士拿起一个巨大的注射器，我当即吓了一跳，针管又粗又长，针头大概又把九厘米长。
打完麻醉，助产士，拿出一个大手术剪，我又要怀疑那是兽医站的工具了。剪刀刃大概有十厘米。助产士把打过麻醉的那一侧提起来，把剪刀架上去。要知道，我做手术的时候，都是先用手术刀划开皮肤的，同时不断结扎大的出血点，再分离皮下组织什么的，哪见过这样的，像剪纸剪布一样剪下去！
我碰了碰站在我身边的一个男同学，轻声问他：“难道就这样剪开吗？”他一脸的不屑，话还没说完，助产士手上那把镊子或剪子晃动了一下，我听到一个细碎的咔嚓声，那不同于我的任何一次用剪刀的经历，清脆而沉闷，我的心就像是被猫爪子住抓了一下一样。我旁边的那个男生轻声地尖叫了一下。
月黑风高，我走在无人的街道时，我就会想起来那个声音；好几个狂风大作的夜里，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猛地从梦中惊醒；甚至在灯红酒绿，歌声荡漾的酒吧，我也能听到……医学院女生实验课尴尬经历真是太多了，现在回想这个场景还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助产士接着做了一个更夸张的动作，她用剪刀顺手在缺口上修了一下，就像园艺工人修剪花枝一样，或者像我小时候玩剪纸游戏，一下没剪好，再修一修，可是，那是人肉啊，活人身上的肉，那么厚一块，那么长一刀！
马上，血哗哗地流下来了，助产士只是拿了两个巨大的棉球按住那个大大的V型缺口的两条边，再没有实施任何止血措施。这时候，我老师的声音如同编演过的旁白一样传过来：“大家刚刚看到了一个侧切，侧切是一种常规操作。有时候产妇的子宫收缩得很猛烈，来不及麻醉，也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直接剪……”老师的脸温文尔雅。
一会儿工夫，胎儿的头出来了，剩下的小小身子，想使握在手中的一条小鱼一样，哧溜一下就滑了出来。当我看到胎儿的脸时，倒吸了一口气，那是一张脸吗？倒像是有几条皱纹的肚皮。护士接过婴儿，在那张脸上摸了几抹，那些褶皱就像被揉开了一样，各归各位，成了五官，还很标准。
母亲的头发是湿的，脸上还有泪痕，脸上的猪肝色已经褪成了粉红色。她扭头看着自己的孩子，满脸的疲倦，满脸的幸福，满脸的温柔，还有那么一点沧桑。
我回到产房时，胎盘还没有下来，十二点四十，助产士可能是饿了，显得很不耐烦，她握着剩下的半根脐带，隔一会儿拽一拽，一边念叨着：“怎么还不下来？”
我看了那小孩子好一会儿，老师叫我都回去，不要影响了产妇的休息。我走的时候胎盘已经下来了，助产士和一个护士拿着镊子和针线，准备缝那个V型的侧切口。护士说：“忍着点，会有点疼的。”
走在回寝室的路上，好一会儿都没有人说话，沉闷的气氛很别扭。我全身的衣服，从衬衣，牛仔裤到外面的白大褂，被汗水浸了个透湿，粘在身上难受得要命。我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在那间有空调的产房里流了这么多的汗。右前臂隐隐地痛，我挽起袖子一看，大大的一块被掐红了，还有些发青，可能是站在旁边的一个人过于紧张掐的，弄不好是我自己掐的也不一定。
终于有人说话了，一个女生大声宣布要做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一族，一石激起千层浪，女生们纷纷表示相同的决心，包括我一直认为全班最有潜力成为贤妻良母的那位。男生们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有一个人开口：“你们看那小男孩多可爱啊，我老婆要是给我生一个那么可爱的儿子，我一定送她一栋别墅，一辆宝马。”另一个男生推了他一把：“你小子还真不知足，我老婆只要愿意生，我就送！”
我偷偷地想：就算是有房子有车子我也不愿意。
这段真实口述现在让我回到了那些日子，医学院女生实验课尴尬经历很多，现在回想还感慨万千，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白衣天使，不过想想当年那些事儿也是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