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特殊人物和平凡人物

由于四方面军长期被忽视,所以长征中最小的红军,被定为二方面军的向轩,因为他是贺龙的外甥,时年9岁,而没有定四方面军的女童苏力,她才8岁。当然还有很多长征中出生的新生儿,如肖克的儿子,还有贺龙刚出生就带着上路的女儿。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男红军――向轩。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母亲贺满姑(贺英的妹妹),贺龙是其大舅。两岁坐牢,7岁参军,9岁随大部队长征,曾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男红军――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湖南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校长。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病逝于北京。长征时徐特立57岁,比朱德还大9岁,比谢觉哉大6岁,比董必武大9岁。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蔡畅。1900年生于湖南双峰县井字镇,1919年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5年回国,1931年进入苏区工作。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年34岁。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主席等职。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是中共早期著名党员王维舟的侄女。1933年红四军入川时,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报名参加了红军,在宣传队当宣传员。11岁时随大部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同样是错误的,因为王新兰嫁给萧华,名气比较大,所以荣誉就被她夺去了。她比苏力还大3岁。

长征中参加红军的第一位国民党人士――周素园先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贵州省毕节地区国民党宿老周素园老先生热烈拥护我党抗日救国主张。1936年2月红军离开时,他跟随红二方面军长征直到陕甘边。

参加长征职务最高的国军军官是张振汉,他是41师师长,被俘后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并担任炮兵教员。红二方面军是所有红军中唯一带着重武器到达陕北的,他们带了一门山炮。

朱德首提“长征”--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彝族地区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提“长征”,布告总共156字。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红军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红军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以往总是宣传毛主席第一个发明长征的提法,其实是朱德的发明。就象游击战十六字诀,也是朱德的发明,也被毛主席拿去了发明权。

中国记者报道红军长征——范长江.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结集出版《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从记者的角度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其于1935年9月13至14日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是中国第一篇公开红军长征真相的报道。

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为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薄复礼)在英国出版的一部回忆录。1934年10月初,勃沙特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其后他随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1936年4月,他被红军释放。根据这段经历,1936年12月勃沙特撰写了回忆录《神灵之手》。

国内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程的文章——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幽谷”原名董健吾。他于1937年7月在《逸经》杂志发表了《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

长征减员最多是红一方面军:从出发时86000人到陕北时不到8000人。此外红四方面军从近10万减员到33000人。二方面军减员不到一半,17000减少到14000人,丢了一个红18师。红25军长征,人数不仅没减,反而略有增加。大约从3000人增加到4000人。

红军长征有多少女性参加中央红军:随队而行的女红军有32人.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注: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有30位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红25军有7位。她们是: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七仙女”中的5位坚持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延川永坪镇,另两位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二方面军有21位。她们是: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她们大多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宁夏隆德将台堡。其中李贞,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师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包括张琴秋、林月琴、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王长德、李开芬、王新兰、张文、张明秀、苏风、陈真仁、何曼秋、秦仪华、杨磊、蒲文清、李玉兰等。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总之,参加7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25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那么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应该不足3000名。

二方面军的女红军,李贞和甘泗淇在长征途中结婚,主婚人是任弼时。蹇先任是贺龙的妻子,蹇先佛是肖克的妻子,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兼机要员,掌管密码。马忆湘是护士,后来嫁给六军团高级干部晏福生,陈罗英嫁给吴吉清,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

马忆湘1922年生于湖南永顺县龙寨镇七里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五口靠父亲在外做工来维持生活。马忆湘13岁的时候因地主逼债,母亲不得不把她送到七里坪一家农户做童养媳,在婆家马忆湘受尽虐待,忍受不了逃回娘家。1934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龙家寨打了一个大胜仗。马忆湘看到剪着短发扎着皮带、脚打绑腿的女兵十分羡慕,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参加红军。后来经过努力,她在红军医院当了一名看护员。

1937年4月,马忆湘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留在延安后方医院工作,先后当过护士、干事、主任。1941年与晏福生同志结婚。解放后,马忆湘随丈夫调入湖南工作,担任湖南省面粉厂厂长。1958年,马忆湘萌生了写书的念头并得到丈夫的支持。经过数年努力,写出了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朝阳花》。晏福生调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后,马忆湘随同调往广州军区管理局任政委。1983年离休回家,安度晚年。

吴吉清曾是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贴身警卫,当年就是他跟随毛泽东登上了会昌山顶。他和妻子陈罗英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建国后,他们一直在遥远的内蒙古工作。他的女儿按他的遗嘱,将他和妻子陈罗英的骨灰送回老家,还安葬在当年随毛主席登临过的会昌山。

毛的警卫员小吴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他与他的亲戚吴兴一起逃出吴村参加了红军。那是一九三零年,当时吴吉清正在一个地主家放牛。他没上过学,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这不妨碍他加入红军,因为多数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岁的吴吉清还具有杰出的军人气质,他经常昂首挺胸,长着浓密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额和一副又宽又平的肩膀。他极象堪萨斯州已故的威廉 怀特,但缺少怀特的风趣幽默。是博古说服他参加红军的。也许由于体格健壮,他一入伍就来到了警卫连。一年之内,他被选中当上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同时,另一个名叫王亚堂的也被选上了。他们都是被共产党保卫局长邓发挑选来的。邓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他们合格的主要条件是,出身都是赤贫,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圆满地通过了审查。从此,吴吉清跟随毛工作了七年。
有时,吴吉清也担任其他任务。有一次,他和王亚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

据吴吉清回忆,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两个警卫员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动。这一次,财宝是从山上往山下运了。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从山上运下来?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入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后来,对于何时决定放弃苏区,何时开始考虑进行长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同亲苏派之间的论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轻率、无准备的冒险,是惊慌失措的产物,不是有计划的行动。 证据有利于对方。“十万”大军的行动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事情,早在数周或数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长征,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将财物搬下山来的决定是同制定长远计划相吻合的。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

根据秋收起义有关资料和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红军陈昌奉、吴吉清等人回忆,何振云在秋收起义时就开始给毛泽东当警卫员,后来当上警卫连连长,龙开富在三湾时便是毛泽东的勤务员,还有一位叫幺六的年轻人,在上井冈山前后也在毛泽东身边当勤务员,他的准确名字,没有记载。1930年前后苏区中央局、前委、一方面军都设有专门的保卫部门。部队则是警卫连或特务营,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一个班。毕占云曾任特务营营长。

长征前夕,胡昌宝由军委通信排调任毛泽东警卫班的班长,警卫人员还有吴吉清、陈昌奉、吴光荣、丁良祥、戴田福、小曾等。钟福昌是卫生员,毛泽东没有同意给自己配保健医生。长征途中胡昌宝为了保卫毛泽东而牺牲。另外,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的张耀祠将军1930年就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担任北京卫戍区第一任司令员的吴烈将军也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他参加了总前委特务队,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开始了他的警卫领袖生涯。到了延安后,吴吉清、陈昌奉等老同志先后被调到其他岗位上,而贺清华、孙振法、陈龙、李长培、张思德、齐吉树、秦昌怀等陆续调到毛泽东身边做过警卫工作。

1926年4月,任弼时与陈琮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陈琮英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这一年,陈琮英24岁。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这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他是长沙伟伦纸庄收账的。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还需陈琮英。于是陈琮英马上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来对质。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深秋寒夜,寒风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琮英和女儿,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1931年,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临产,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弼时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远志”。一个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妇,一问三不知。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这时,党中央安排她去苏区,为了一路方便,陈琮英毅然将女儿送回老家,只身赴苏区。

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这时的琮英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1947年3月,解放战争开始,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琮英带着小儿子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1949年4月,任弼时在作报告时,再次犯病。数月后,弼时赴苏求医,此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1950年弼时病情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苏联的女儿一起回国了。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5个月后,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陈琮英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入党,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4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弼时去世她尚在中年,如今已是跨入百岁的老人了。直到102岁才去世。她应该是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寿命最长的老人了。

现在健在的男红军老将,肖克1908年生,洪学智1913年生,吕正操1905年生,但没有参加过长征,这是健在的三个开国上将。红一方面军最后一个健在上将宋任穷1909年生,在2005年初去世。剩下的三个上将,吕正操身体最好。所以,健在的最老的男红军是肖克,今年98岁。(如果不考虑其他知名度小的红军的话)健在的开国中将都是90多岁了。当年开国中将共有177位,如今健在的仅10位。

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表明,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8.6万人共有枪支33244支,平均每支枪不到56发子弹。即使加上6101支梭镖和882把马刀,也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红军士兵是赤手空拳踏上远征的。有相当多的士兵都是在紧急“扩红”中召来的新兵,甚至未来得及进行起码的军事训练。其实八万多人有很多是专职挑夫,并非作战人员,本来就不想走州过府,所以看到要过湘江,就自动跑散回家了。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号称八万人,其实也有大量手无寸铁的非作战人员。红军在长征中的损失,其实被夸大了。相当一部分是非战斗减员,即溜号当逃兵的很多。

但湘江血战,战斗减员也不可低估。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所以能走到陕北的,都是精英骨干,无论意志还是体力,都是出类拔萃的。在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人。

湘江血战,红一方面军丢了红34师和三军团一个团,八军团崩溃。轮流担任后卫的五军团和九军团虽然没有成建制被歼师团,但实力下降很快,得到补充也少,所以张国焘大做文章,分化拉拢这两个军团领导,其中罗炳辉就上了贼船,抗战初期一直被冷落。红二方面军的后卫红18师也被打散了。

1935年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誓师突围,红六军团的第十八师暂时留在以龙山茨岩塘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担负起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艰险任务。

军团领导人交待他们“我们走后,你们可能会受到十多万敌人的包围,一定要坚持顶住,即使十八师打垮了,化装成老百姓也要来追赶主力。”临走时,军团领导人还把一部电台配给了红十八师,专门成立了电台队。

随后,红十八师进行了动员,师长张正坤向全师提出了“四不怕”的响亮口号,即不怕敌人强大,不怕环境险恶,不怕疲劳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从11月15日起,张正坤率第五十三团一营、五十二团一部及地方游击队500余人,从龙山兴隆、茨岩塘出发,向西南方向发起佯攻,进攻永顺、保靖,将湖南方面的敌军引向酉水河南岸。当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南方向开始突围时,他又率部返回茅坪、茨岩塘,拿出保卫根据地的架式。接着又向北进击,然后又返回茨岩塘。短短10多天时间里,红十八师时南时北,数百里奔袭,经历了多次激战,承受了重大牺牲,牵着敌人鼻子转,使敌人一时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和意图,用生命和鲜血掩护主力实现了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出重围之后,敌人组织近1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合围推进,企图将红十八师全歼。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红十八师发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龙山、永顺、桑植边境开展游击作战,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12月初,敌新编三十四师周燮卿等部,避开红军坚守的茅坪阵地,从兴隆街、红岩溪、水沙坪一线向茨岩塘压过来。恰在此时,红十八师收到军团部“立即突围、赶上主力”的来电,于是决定主动撤出茨岩塘根据地。但为了把追剿之敌甩得更远一些,保证主力的安全,红十八师放弃了直接突围,而是先在根据地内兜圈子,继续迷惑敌人,然后再寻找间隙突出重围。

从12月3日起,红十八师开始突围。经过4天4夜的浴血奋战,分批撤出了茨岩塘地区。开始决定北上,去湖北鹤峰县开辟新的根据地。13日上午,行至桑植苦竹坪时遭遇敌二十六路军主力,一场激战,消灭敌人百余。但这时发现去鹤峰的路上驻有大量敌军,北上已不可能,于是红十八师放弃在鹤峰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挥师向南。14日得知军团主力准备向贵州转移。15日红十八师在桑植陈家河誓师,决定不惜代价突出重围,去贵州与主力会师。

12月16日,红十八师掉头西向,踏上与主力会合的征途。17日,部队抵达永顺县。18日抵达龙山,行至洗车河时,与敌何友松团发生激战。20日与敌周燮卿部发生激战,突破了敌人设置在湘鄂边界上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这次突围给红十八师带来重大损失,通过了封锁线的1200人,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边打边走,21日进入湖北来凤县境内。入鄂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的战斗中,连失两位团长。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在漫水进行了一次整编。所余人员在张正坤率领下,艰苦转战在鄂西、川东、黔东等地,终于在1936年1月9日到达黔东江口的磨湾,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其时,红十八师只有600多人,缩编为一个团。(史料提供: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张正坤达到陕北后,抗战初期派到新四军,担任团长,支队司令,皖南事变时被俘。

红18师政委段苏权,战斗中和部队失去联系,沦为乞丐,一路要饭到延安,后来到晋察冀抗日战场,到东北战场,和黄永胜轮流指挥八纵,林彪和程子华都称赞他忍辱负重。但就是因为长征中讲不清乞讨这段历史,加上8纵攻打锦州犹豫被军委斥责,再加上他在志愿军空军揭发其他领导谎报战功,段苏权仅仅得到55年少将,而同为8纵司令的黄永胜是上将,气得段苏权一辈子都不戴军衔。

张正坤,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参加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1929年冬参加党领导的游击队,1930年任游击队浏北第一支队支队长,后任浏阳赤卫军特务连连长。1931年3月,任湘鄂赣红军独立第一师三营营长。1933年初,任红十八军一五六团团长。1933年冬,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前往中央苏区。会后,留在中央苏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4年5月,张正坤从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调任红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同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参加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张正坤率五十三团牵制敌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转移。长征中,于1936年初任红十八师师长兼政委。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张正坤受党派遣回到湖南,担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不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副团长。1938年初,随部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调任第二团团长。5月,随陈毅到苏南,参加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陈毅率苏南主力渡过长江,建立苏北指挥部。张正坤奉命留在苏南坚持斗争。不久,江南新四军组编为3个新的支队,张正坤任第三支队司令员兼参谋长,转战江南,浴血抗战。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张正坤在危急关头受命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组织部队突围。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他在战斗中重伤被俘。国民党顽军将他作为“要犯”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游说诱降、刑讯折磨和死亡威胁,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组织狱中被俘难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对难友们说:“革命是要流血的,我们要坚持斗争,决不向敌人屈服!”同年夏,张正坤组织被俘战友们越狱,为掩护难友脱险英勇牺牲,时年43岁。

1993年9月28日,飞将军段苏权去世了,在所有的人民解放军将帅中, 他是唯一一个穿中山装入殓的,他的骨灰盒上并没有覆盖军旗,对于一个15、6 岁就献身部队的老兵,一个因在战场上坚持说真话而被剥夺了戎马生涯的将领,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强烈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