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立三与邓演达 严立三家庭 民国廉吏严立三
严立三(1892-1944),又名严重,字立三,别号劬园,湖北麻城县人。国民党陆军中将,历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严立三为人清高､卓尔不群,被视为民国怪杰。
严立三之父曾在安徽任县知事,为官清廉,在当地政声颇著。父亲英年早逝之后,家无余财,孤儿寡母,生活十分清苦。严立三少年之时不苟言笑,学习勤奋刻苦,富有理想,成绩十分优异。
当时正值列强侵凌日亟,外患严重,清廷腐朽无能,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严立三16岁时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先后进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深造。1924年,严立三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在第一､二､三期任总队长。在此期间,以身作则,对学生管理严格而又呵护备至､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甚受同学敬佩,被誉为“黄埔良师”。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严立三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师师长。率部出征,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深受人民欢迎和支持,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严由此得到“北伐名将”的美称。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立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当时邓演达正在武汉,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心人物,坚持反蒋,言论激烈。蒋介石素知严立三与邓演达交情深厚,对严更加不放心。在南京,蒋介石接见严立三,他对严立三说:“邓演达在武汉,天天喊要打倒我蒋介石,你同他是莫逆之交,为什么不去信劝阻他?”严当即申明,自己是革命军人,奉命北伐,只知任务是打倒军阀,与邓通信也只是说北伐尚未成功,宁汉不能分裂。
蒋介石听后仍然不放心,就转移话题,问严近来身体怎么样,副师长陈诚能力怎么样?严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当即干脆回答说:“我的胃病很厉害,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
蒋介石要严回苏州待命,接着何应钦奉蒋之命,赶到苏州,集合队伍,宣布严师长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宣布以后,全师哗然,引起骚乱,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收场。严立三当即出面制止,责令参谋长､军需处长交出关防及全部结余款项,由陈诚接管。严立三平时廉洁自持,这时全师还有结存银圆10万多元。他1块也不留,全部交出,部属的馈赠也一概不收。
交接完毕后,严立三只身乘车去了杭州,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了天竺寺。闻讯前去慰问的,他一概谢绝不见。“北伐名将”进了寺庙,成为轰动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
严立三这招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做法,的确精妙非常。因为当时他无法跟蒋介石硬碰硬,只有住进寺庙,当了和尚,全社会马上就会传开来,全国的舆论都会同情和支持他,他的名声也就越大,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与蒋介石抗衡。
如果他当时就回苏州待命,那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轰动效果。事实上,没过几个月,严立三就去湖北省当了民政厅长。严立三的这种处世态度,与他早年的学习修养有关。他喜爱读老庄之书,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以柔克刚等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在湖北,由于军人干预省政,严立三难以实现自己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实行二五减租等改革方案,十分痛苦。1928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之前,严立三突然失踪,对于他的去向,众说纷纭,实际上他已隐居庐山,开始了将近10年的隐居生活。他就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前后不到半年时间。
严立三住在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水入厨房,生活上坚持自食其力。劳动之外,便是读书,不过问时事政治。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后,纷纷给他送钱送物,他一律拒绝。有些黄埔学生前来探望,他劝他们不要来,以免招致麻烦。
当时很多人对严立三的退隐,感到很不理解,称他为“怪人”。甚至有人嘲讽:“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南北交通要道的襄阳隆中隐居;严立三视官爵如敝履,却住在冠盖云集的庐山。”对于这些,严立三总是一笑置之,不加评论。
蒋介石对严立三一直都不放心,曾两次亲往太乙村访问,严立三都避而不见。由此可见严并非沽名钓誉,更见他的胆量。“九•一八”事变后,报界对严立三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报道,称之为“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见报之后大为震怒,曾想派人将严立三赶出庐山。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说严立三在黄埔学生中很有威信,给严难堪影响不好,不如用共赴国难的名义,邀请他到南京担任一个空头职衔。
于是蒋介石派陈诚劝严立三到南京任军事训练总监,严拒绝了;第二次又派陈诚劝驾,请严立三出任全国禁烟总监,又被严拒绝。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定以后,华北危机日趋严重,严立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十分愤慨,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非常忧虑。他报国无门,心情惆怅。1936年,严立三只身北上去陕西遏黄帝陵。他肩挑简单行李,沿途考察山川形势,访问民间疾苦。这次遏陵他一直是徒步往返,历时3个多月,在黄帝陵前,严立三洒下了悲愤的眼泪。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再邀严立三出任公职。严立三认为保家卫国､共赴国难是军人天职,不能等着去做亡国奴,才答应下山。
是年10月,严便到南京请求上前线,后来蒋要严立三回湖北任省主席。严立三见和他同去的何成浚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主席,便一再推让。11月,行政院发表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严立三为民政厅长的政府公告。
1938年6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派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严仍兼民政厅长。这时,陈诚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忙于军事,无暇兼顾,省主席由严立三代理。
严立三为人有侠骨,不徇私情,敢于碰硬。在代理湖北省主席期间,力主禁鸦片烟,特别禁止公务人员吸食鸦片。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吸食鸦片,经严立三批准处以死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接着严立三又以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烟者,一律处以死刑。
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是严立三亲自选用的人,朱敲诈一商行法币2000元,严派人查证属实后,命令第四区专员金巨堂,将朱鼎钧逮捕解省。金与朱是老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朱而不执行严的命令。严立三亲自派保警队去沙市,将朱鼎钧押解到宜昌交付审判。金巨堂又请保定军校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企图借郭忏是湖北省境内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逼迫严立三屈服。严立三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将朱鼎钧法办。
严立三经常到各地视察,了解民情吏治,事先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总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之后就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
有一天,严立三来到咸丰县政府,县长秦绍恬还没起床,闻省里有人来,便命在会客室等候。严立三于是手书一张“立三有事会见县太爷”的纸条,交勤务员递进去。秦绍恬见纸条后大惊,立即整衣相迎。严问:“县政府几点钟办公?”秦答:“8点。”严立三因坐至8点半还没见一人来办公,不禁大发雷霆,命秦到省政府听候处理。
原来严立三头天就来到了咸丰县城,住在一家小客栈,听闻老百姓叫县长绰号为“秦少刮”。
严立三探知秦绍恬政声不佳,早已不满,并非仅因其迟到办公而一时发作。严立三喜欢早起,起床后常常步行到附近各学校､机关,检查作息制度。一天清晨,他步行来到一高中,6时已过,学生还没起床。他亲自执锤击钟,惊醒校中师生。
学校主任见代理省主席站在操场上,连忙集合学生,请他讲话。他却说:“大好时光,不要被训话耽误了,只希望先生们理解抗战时期,青年学生在此读书不易,千万要珍惜时间,不要误人子弟。”说完后又立即到省政府的各厅､处突击检查,及时处理问题,整饬怠职行为。至此,公务人员也就不敢玩忽职守了,省府机关很快就出现严肃､紧张气氛,改变了以往拖沓的陋习。
1940年7月,严立三辞去代理省主席职务,由陈诚回任。严立三卸职时,任内的“主席特别办公费”节余约有数万元,陈诚不便接受,派人送还给严立三,被严立三拒绝,后来陈诚按照严立三的意见,将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了。
陈诚回任之后,对省政府进行了全盘改组,给严立三留了个省政府委员的位置。严立三坚决不就,既不参加省府例会,也不拿委员薪金。后来干脆离开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到湖北宣恩县居住。在宣恩县创办了“晒坪垦殖处”,自己开荒种地,自食其力。同时,他还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
严立三除在宣恩中学任教外,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研究,见解独特。他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曾公开发表。当年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立三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持谦逊态度,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一般人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少数学者,知道严立三在学术上的造诣。
此时严立三开始着手撰写《考释》一书,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该书脱稿之后,严立三以自己的力量印了200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
1944年,严立三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多次要求医生勿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因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情辞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留下了“有罪要火葬”的5字遗言。
一代怪杰严立三与世长辞之后,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董必武先生惊闻噩耗,特地从重庆寄去一副挽联,以表达对严立三逝世的痛惜和哀悼之情。联云:“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立三一生清正廉洁､不营私产､生活艰苦朴素,死后入葬都成了问题。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