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说汪峰是渣男 却又都要帮他上头条呢?

只要娱乐圈里一爆出猛料,我们自然就会认为当事人想借此机会提高曝光率,抬涨身价。如果当时恰好还逢着艺人发唱片,宣传新电影等,我们基本就确信无疑——先“炒作”热场红一把,再倾销文化产品赚钱,这点小伎俩还能逃过我们的法眼?

上述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对娱乐圈人的行为形成的社会图式,它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该行业潜规则,并且让我们觉得自己才不会被这些小招数所骗。所以在本事件当中,当汪峰在微博上暗示离婚时恰逢《中国好声音》开播正热,演唱会现场表白章子怡四天后发布新歌,这时我们头脑中的社会图式很容易让我们更加关注这类信息,甚至于把前后间隔数月的信息都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当事人只是想借此炒作上头条。

然而就只是这些还不够,说是巧合也好不巧也罢。就在汪峰微博暗示离婚后第二天,王菲和李亚鹏宣布离婚;演唱会现场表白章子怡恰好撞上恒大夺冠;趁恋情正热紧接着发布新歌又被吴奇隆、刘诗诗、杨幂、刘恺威一干人等相恋、婚讯的消息抢了风头。仔细想来,如果说以上“突发事件”纯属巧合,而艺人却就指着新闻曝光混迹于娱乐圈,而且类似事件还频繁发生(频因效应),那汪峰的RP可就不是一般的低了。这个时候,我们对负面消息的关注度以及同情弱者的先天倾向也发挥了作用。在我们所形成的对娱乐圈人行为的社会图式的支配下,我们在进行信息加工时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联想长远,在相关性上也放开了手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家觉得这段时间的头条新闻好像都在跟汪峰“作对”。

按常理来说,这些消息应该适时地激发了我们对公平感的追求,引发助人行为——“帮汪峰上头条”。这个口号一打起来,让人读着就一股子调侃的味道,想必当事人也只能一脸无奈哭笑不得。(汪峰:我有说要大家帮我上头条吗?——笔者臆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没有以上“突发事件”,也可能会有其他“突发事件”或者其他被大家知觉为“突发事件”的大料被认为是抢了汪峰的风头。简而言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为什么本来好好的头条新闻成了在跟汪峰“作对”?我们一定要在别人并未提及的情况下这么主动地“帮”人家呢?有着不同社会知觉结果的人有着不同的“帮忙”动机,这里我们只就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情况进行分析。

将汪峰知觉为一个负性个体——不就是想上头条出风头吗,成全你

这一部分人应该主要是明星本身的黑粉(讨厌他的人),包括曝光其几次离婚的娱记与部分网络推手等,当然也包括看到这些负面信息的广大网民。

如前面所分析的内容,汪峰几度离婚,前妻们对其评价不佳(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认为他有不少消极、负面的特质了)。如今又携手刚刚劈腿***的国际章(女友劈腿央视好青年,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还在演唱会上高调表白(前妻们没有国际章出名所以就得低调?),引发高度关注后没几天就发首新歌(高调表白还不是宣传炒作?)。这些表达无不透露着大家对当事人的负面态度。

当这些负面的信息灌入我们的脑子里的时候,我们的“内隐人格理论”就开始大放异彩。我们就会将消极、负面的特质与这个有着负面信息的个体之间形成联结(劈腿历任妻子,私生活混乱),甚至会不假思索地根据一个不良品质推断他人有许多负面特征(高调表白只为借女友名气炒红自己)。并且及时察觉到这个个体是同时拥有不同特质的(能写出像《春天里》那样反应当下社会生活的优秀歌曲;表白内容深情真挚),我们也会力图消除这些不一致(将《春天里》改编为《头条里》;认为汪峰对章子怡的表白时二手的,因为他之前写《我是如此爱你》是写给前妻葛荟婕的)。总之,汪峰彻彻底底被知觉成了一个负性的个体。通俗说就是,在我们眼里他是个“坏人”。然而我们是谁?我们是活在复杂社会生活中的高级灵长类动物,社会性是我们的重要属性,我们才不会那么简单粗暴地表达我们对“坏人”的不满情绪。

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难以表达真实的意图,所以我们就学会了将真实的意图隐藏在巧妙的语言当中(“帮汪峰上头条”,巧在“帮”字),更巧的是这同时也帮助我们吸引了他人的注意(汪峰因“帮汪峰上头条”事件备受关注,最终登上头条新闻)。

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首先将汪峰判定成了一个“坏人”,而且还总想上头条出风头,所以我们认为他应该受到应该有的“惩罚”。这里我们可以将“帮汪峰上头条”这件事定义为一种广义上的侵犯行为,而且还是“亲社会”的侵犯行为。因为,这样一个负性个体恰恰拥有着比我们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美女国际章、金钱财富以及名气),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挫折情境。为了打破这样的挫折情境,我们不得不做点什么让“坏人”接受应用的“惩罚”,于是轰轰烈烈的“帮汪峰上头条”事件就拉开了帷幕。貌似打着帮别人的口号,在达到上头条目的的同时也达成了对当事人名誉损毁(其之前的不良行径也被曝光)的效果,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对坏人幸灾乐祸的快感,因此也乐此不疲地引为谈资。

三 理论雏形——亲社会的认知平衡理论(笔者自圆其说的解释)

当我们遇到一个负性个体同时他又拥有比我们更多的社会资源时,这种认知冲突(负性个体应该拥有比我们少的社会资源)就会引发我们内心的不平衡感,极易产生侵犯行为以消除内心的不平衡感。但同时我们也受制于社会规范的约束,因而在消除认知冲突的方法上存在差异。

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外周的社会评价也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亲社会的侵犯行为来消除内心的不平衡感。一旦这个负性个体遇到挫折情境(客观事实)的时候,我们在对其提供帮助的同时也会运用调侃的方式巧妙地施以小惩表达内心的不满。这样既避免了负性个体的反侵犯行为(我帮了你,你不能狗咬吕洞宾),也彰显了我们的高道德水平,而且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双重的快乐体验(惩罚坏人;就算是坏人我们也没有打击报复而是施以援手)和高关注度(任务的创造性)。

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帮好人没问题,坏人遇难了我们在帮他们(显示我们高的道德水准)的时候也忘不了损他们(应有的惩罚,亲社会的侵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