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仇和 依照宪法做事 —— 仇和的教训和启示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受贿一案。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仇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仇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告人仇和:今天,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庭审过程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全国及贵州省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60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旧文新读】1 孤独仇和

对云南官场来讲,仇和是一个突降的外来者;于昆明民间而言,仇和是一个野蛮的拆迁者;但对他自己来说,他觉得是一个施政理念不被理解的孤独者。在这三者之间,仇和始终都没有学会妥协合作。在政治岁月的最后,他本想寻找中庸之道,可终究一切已来不及。孤独,成了他最终的宿命

熊思远为仇和震惊了两次,头尾伴随着仇和在云南的开始和结束。他是云南大学的一名教授。

2015年3月15日,熊思远想早点回家看李克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便在头一天通知学生早一点下课。当他匆匆赶到家时,记者招待会已近尾声。“并没有我们期待要宣布某些‘你懂的’的消息。”自2012年温家宝在他总理任期最后一年的记者报告会上捅破薄熙来事件后,他对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充满了期待。

他关掉电视,准备休息一会儿,但还没躺下,手机就响了。朋友转给他的一条中纪委刚刚宣布的消息显示: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脑子里立马有3个大问号,接着3个大惊叹号。”熊思远说,“等到了大消息,却是我不想看到的。”最后,他再三强调,要求加上一句,“支持中央的决定。”

此时,他想起了刚到昆明时的仇和。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老朋友用昆明本地话告诉他,仇和要来昆明了。他一时没听懂,回问朋友“哪个球和”。当朋友告诉他是明星官员仇和时,他震惊了一下,觉得,“昆明有希望了。”

从希望到问号以及惊叹号,近8年时间,仇和在云南到底经历了什么?

铁腕治官

2007年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关于昆明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变动的决定:仇和同志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昆明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此时距离十七大结束两个多月。仇和是十七大结束后第一位跨省调动的部级干部。那时,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了一条快车道,跨跃式发展成了各个城市的主流。

会上,仇和用带有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表了“八无感言”。他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过事,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这样的官员没见过,从他透露的信息看,跟本地的官员太不一样了。”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这样评价他对仇和的第一印象。这位干部说,昆明节奏太慢了,培养了太多的懒官,的确也需要一个有视野的官员。“在仇和来之前,如果通知9点开会,官员10点能来齐就非常不错了。”

“如果用水温来比喻仇和来之前的昆明官场的话,那就是30摄氏度。”对昆明官场有长期观察的民间人士霍泰安说。

仇和很快就见识到了这样一个“温吞水”的官场。有一次,仇和让办公室通知干部,第二天8点在市委大楼集合,前往滇池视察。次日,仇和按时到,可下面官员到的很少。仇和非常生气,手一挥,孤零零的一个人上车先走了。走之前,仇和让一位干部留下,交代没有按时到的干部,跑步去滇池见他。

“这太符合他(仇和)的风格了,不管任何时候,他从来不会等人,果断,干脆。”昆明本地一位公务员说,“经常是这个点跑完,就直接跑下一个点,让干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官场的措施,《新世纪周刊》称之为“仇和旋风”。

上任昆明整一个月,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

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但有一些民间人士称,仇和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15天后,仇和又公布他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有一段时间,仇和要求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学会三门小语种。“那时候,连村干部都没日没夜地在学外语。”霍泰安说,“仇和很明确要把昆明建成面对东南亚的大都市。”

上任昆明之初,仇和直接住在市委办公楼。“他办公室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他不下班,别的人也不敢下班,有事做事,没事也找点事做,干部都要装得很忙的样子。”昆明本地一干部说。

“此时的水温显然烧到了75摄氏度。”霍泰安说,“大家发现,要跟上仇和的节奏,就得跑起来。”

不久之后,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把仇和安排住进了令孤安(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前任)在云南任职时住的房子。“一个副部级官员,享受着正部级干部的房子,这让很多级别跟仇和一样的官员对他有很大的意见。”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峻说。

仇和在昆明官场的强势是众所周知的,他对外界也从来不掩饰这一点。在当地官场,与其搭档的时任市长张祖林被称为他的小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又让基层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仇和有了很大的意见。

2008年2月20日,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批官员和商人,到昆明给干部介绍招商引资经验。却没想,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位干部竟打起瞌睡,仇和当场点名。两天后,这位招商局副局长被辞职。此事件报道后,仇和的铁腕治官被一些人称好,但也有一些人说这是“人治”。后来,仇和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情后,通过秘书向外界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要这位干部辞职。

此事无意中割裂了仇和对媒体的信任感,他对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此事件的意义。“后来,他从来不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也几乎不接受外地媒体。”一位本地媒体人说。

“这件事情以后,昆明的干部都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熊思远说,“对他是又恨又怕。”

这也正是仇和的矛盾之处。尽管他觉得媒体的解读歪曲了他的本意,但在内部,他却顺水推舟,默认了既成的事实。

“其实这时候,在云南官场,仇和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昆明本地的一位官员说,“在官场,很多人惧怕仇和,觉得他太认真了。虽然表面上认同,私下里却常常抱怨。一些干部甚至纷纷找关系,调到省机关去。”

本地官员对仇和的排斥,让他显然跟这个官场格格不入,觉得有必要找到一些能执行他施政理念的干部。瞌睡门事件发生前,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这样的举措让昆明本地官员更不敢懈怠。“也有些人认为,这些外来的干部占了本地干部上升的位置。”一位官员说,“当地人称这批博士为‘仇宝宝’。”

40名博士基本都被安排进了昆明市下辖县区的一些重要领导岗位。仇和在接见这批博士时,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是想从外面获得支持的力量,从昆明市的中层干部中获得执行力。同时,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执政智慧。”一位知情者讲,“仇和觉得这批人有知识,也有现代意识,可以在未来把政府的秩序和程序建立起来。从而改变目前这种人治的局面。”

一位跟‘仇宝宝’有过深入接触的干部说,这些人进入官场后的确给官场带来了一些新风。“在法规程序的制定上做得非常好,也打破了很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格局。”

遗憾的是,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这批博士几乎都被调离了原有岗位。理由就是“书生气太重,完全对事情没有决策能力,不懂官场”。

在仇和执政昆明整一百天时,当地的一份报纸为此做了一份特刊,细数他给昆明带来的种种变化。云南当地的学者对仇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云南大学教授称之为“仇和新政”。

时任云南省委一位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颇为不悦。“带话给报社,说尽管报道很客观,也很真实,但还是尽量低调些。”一位知情者说,“另一位省领导看到后,也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省委常委里面又不是仇和一个人,其他人也还是在做事的嘛。’”

面对官场同僚的不理解,仇和依然孤独地前行,他的说法是,“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认为,虽然仇和带动昆明经济实现了飞跃的发展,但遗憾是“最后他没能在昆明官场培养一个他的反对者”,并没有兑现他自己的承诺。

有理想,无情怀

在官不聊生的同时,昆明民间却拍手点赞。“通过整治官场,改变官员的作风,获得了民间力量的巨大支持,刚开始,至少有90%的民间力量在支持他。”昆明当地一位公务员说。

“去政府办事,找得到人,事情也好办了。”霍泰安说,“让老百姓有了直接的认识,对整个办事机构的直接观感发生了一个良好的变化。”

外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正式任命之前一个月,仇和就悄悄到了昆明。知情者说,仇和经常打出租车,一个人去昆明的市区和郊区秘密调研。其间,他用任命前的最后4天,除了解市委各个办公室的情况外,还请当地的媒体提供近期报纸的报道,并强调要“负面”的。“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和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仇和这样解释原因。

上任昆明的当天下午,仇和就到便民服务中心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昆明民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大家觉得,这个官员不一样。

跟别的官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仇和到任之后,就迅按下了昆明城市的建设键。

云南当地资深媒体人郭敏说,昆明城市建设第一次质的发展是在1999年。当年,世博会在昆明举行。之后,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基本原地踏步。“仇和过来后,算是第二次质的发展。”

2008年1月17日,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昆明:“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村城,困民”,这种在昆明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却从来没有一位昆明的主政者拿来在会上说。当时,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

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因此,《新世纪周刊》把仇和的调任解读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

对于昆明的交通,仇和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大家知道,1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10个出入口,2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20个出入口,3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30个出入口,5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50个出入口,而拥有600万人口的昆明,却只有17个出入口。”

这是仇和刚到昆明就决定治堵的原因。“出租车司机对城市的交通抱怨太多了。”一位知情者说。

在此种情况下,昆明一下子启动了84个城中村的改建和6条地铁的修建。整个昆明城成了一个大工地。 

媒体只注意到了城中村改造中制造的矛盾,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城中村的治安。在城中村未改造之前,昆明市的犯罪率中,城中村要占到60%。这也是仇和决定在3年内把昆明城中村改造完成的一个因素。

但在此过程中,仇和并未充分考虑到居民的承受力。其实大部分不是反对拆建,而是反对拆建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完全可以用一种更柔和的方式,推进政策的实施,尽量减少扰民,这样大家就更能理解一些。”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尽管对于修路和城中村改造,民间多有怨言,但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直到拆防盗笼事件发生,仇和在民间的声望从“几乎一边倒的喝彩转到了质疑”。“老百姓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强势的人,他做事并不是为了讨好百姓,而只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施政理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场人士说。

2009年,在仇和的提议下,昆明城开始了“拆防盗笼运动”。“为了市容的整体统一,要求所有凸出墙面的防盗窗全部拆掉。”

显然,昆明市民都抵制这项拆除运动。“开始要全部自费拆,后来只要沿街拆就行,政府给一定的补偿。”

最终因反对的声音太大,这项拆除工作只得叫停。“节节败退,很丧气。”接近仇和的一位官员讲,“他还经常跟我们抱怨,说老百姓不理解他。”

“可他却从来没有理解老百姓为什么要装防盗窗。”郭敏说,“仇和有抱负,却没有情怀。”

此时的仇和,在昆明民间倒成了一位野蛮的拆迁者。“手段过于野蛮,其实完全可以用妥协合作的方式。”上述接近仇和的官员说,“但这正是他自负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学会去理解民众。”

为了学习新加坡政府的执行力,他派出大量公务员赴新加坡。而他自己,也特别推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拆防盗笼激起民愤时,他引用了李光耀的话对身边的人说:“自己从不在乎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选择了让人畏惧,其实就选择了孤独。仇和对身边的人说,他忙里偷闲时,喜欢“独自到海埂大堤上,去看不远万里而来的红嘴鸥,看空阔无边的滇池,看睡美人般的西山,看蓝蓝的天、悠然的云,看树荫下、花丛中与海鸥同乐的人们”。

仇和上任之初,下力气治理滇池,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思路,并铁腕推行“河长制”,让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认领入滇河道,治污责任到人。“应该说问题拿捏得非常精准。”郭敏说,“在他那几年,基本不会有污水流入滇池。”

但另一个治滇池的举措也常被人诟病。仇和常给身边的人推荐一本书《水葫芦拯救世界》,并从江苏大量地引进水葫芦。“他真的认为水葫芦可以拯救滇池,可事实证明不行,后来,政府为了清理打捞滇池的水葫芦,不得不向世行贷款。

”一位知情者说。 仇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比如,他本想通过引进40名博士来规范政府的行事程序,却没想,他自己对法治的破坏,无所顾及。在卸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浙江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昆明。当时此公司想在呈贡拿一块地,在周边的土地达到700万一亩时,此公司却只愿意支付200万一亩。

后来,土地的相关部门觉得实在不好交待,只得找到公司再商量,最后,同意加到300万一亩。“不久后,市委市政府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了一个文,把土地的交易价格就规定在了300万一亩,也就是说,在土地招拍挂之前,价格就已经先定好了。”一位接近昆明官场高层的知情人说,“都是由仇和一手安排的。后来此公司要的地块的招拍挂就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形式。”

另一件事情就更为离谱。2005年,昆明市在建设呈贡新区之初,云南本地一家企业――诺仕达集团在昆明新市委市政府办公楼边上拍了一块七百多亩的地块。就在企业把所有正常手续走完、准备建设之时,仇和调任昆明。在一次视察中,仇和在山上指着诺仕达集团的地块说,“这块地换掉,种上树。”

当时,仇和问随行的时任市长张祖林有什么意见,张祖林回道,“我就一句话,按书记的指示办。”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以要建设生态区的理由发文给企业,要求收回此地块。

诺仕达集团的董事长任怀灿不得不临时从加拿大赶回国内沟通此事。最终,只得同意政府用周边的地块来置换。

“有能力的领导,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视法治的人。”上述知情人士说,“说翻脸就翻脸,把政府的公信力置于何处?”

还有一件置政府公信力不顾的事件更广为人知。在仇和未任职昆明之前,云南本地一批企业家在昆明周边拍得一些地块。仇和任职昆明之后,觉得这些地块出让的价格太便宜,便要求这些企业向政府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来,由于这批企业家的抱团抵制,才逃过一劫。

“先发一个文件让补缴费,第二次发文又说没有补缴费的企业不给办证,最后又发文说不再补缴费。”上述知情人士说,“来来回回的,完全都是按领导的个人意愿办。”

理解和妥协

执政昆明4年,赞扬和批评一直同在。这种争议,也让仇和想通过另一种速度来平息。仇和曾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却没想,这种发展的速度,带来了更快速度的争议。

其实上任之初,仇和也希望从云南本地的官员中找到一些同道者。到昆明的第三天,仇和带着秘书去拜访了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峻,希望杨支持他的工作,并为昆明的建设提建议。

杨维峻说,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一上任就来拜访他的昆明市委书记。在杨维峻家的客厅里,他们坐下来交流了十几分钟。杨维峻提出了对昆明建设的三条建议,仇和一笔一划地记在了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仇和的秘书在边上告诉杨维峻,“你看,我们仇书记最愿意听不同意见了。”

“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个会给昆明带来不一样变化的人。应该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杨维峻说。可一个月后,杨维峻就失望了。他每次想找仇和再聊聊时,身边的秘书总是以“书记很忙”推掉。由此,杨维峻断定,仇和怕见他。

“仇和觉得杨维峻的意见跟他的不符,而他也不可能去接受杨维峻的建议,所以只好不见。”一位知情者说,“但他也从来不会去跟人解释。”

但就算激烈批评者如杨维峻,也表示不能全部否定仇和。“至少他在治理滇池的某些方面还是有功的。”

仇和习惯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的发展观充满了自信。在昆明官方和民间都不理解的情况下,他曾试图从云南以外的地方找到理解者。

2008年3月20日,在一次圆桌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批评仇和在昆明推行的“全民招商”政策。不久后,他接到来自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到昆明去实际看一下。”

在赴昆明之前,姚洋特意为仇和准备了两本书作为礼物。一本叫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叫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国家的视角》是一个叫詹姆斯・斯科特的美国人写的,他在书中分析了像前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那样一些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人们证明,这些失败的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

本意是为了农民更幸福而建设的集体村庄,却导致农民生计潦倒;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为人民带来好运,尤其当这个政策是由一个英明但主导性很强的领导者以强力推动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是加拿大女学者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书中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姚洋说,他当时特别希望仇和能好好看看这两本书。

此行结束前夕,仇和请姚洋吃饭。姚洋说,在两个小时的饭局上,都是仇和一个人在说,他根本插不上话。“还是比较有水平的,看得出来,也有一些能力,也比较真诚。”姚洋说,“一直在阐述自己的施政理念,希望我们都可以理解他。看得出来,他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委屈。”

跟仇和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似乎大都认可他的个人魅力和改革者的姿态。

葛红兵教授几年前被仇和邀到昆明座谈。“上午座谈我介绍了一些我们的研究案例,其他人谈得更深,仇和始终在记,午饭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他的身边,席间我又谈了一些国外的案例,没想到,午饭结束时,他说谈得不过瘾,第二天下午,他又安排了一次座谈。他很谦虚,也很想干事,也很坦率,也很朴素。”

姚洋也承认被仇和的个人魅力折服,但他依然保留对仇和的批评。

这两本书的书名,似乎也为仇和的结局做了一个注脚。姚洋说,“如果他看了这两本书,相信他此时肯定会想起这两本书来。”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2011年12月3日,在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前,仇和用《庄子》内篇・卷二中《人间世》的一段来作为离任讲话的开篇。

此次讲话中,他对自己任职昆明4年的所作所为,多少有些反思。“4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自己职责所系、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全市各族人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由于受自身能力和水平、智慧和胆识的局限,尽管本人在主观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一些想去做、该去做的工作没有去做,也有一些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够完美、不尽如意,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遗憾。

我时常觉得,如果自己在学习上再刻苦一些,或许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会更高一些;如果自己在工作中能更深入一些、接触群众更广泛一些,或许考虑问题会更全面一些;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

虽然过去不能假设,时光也不能倒流,我们却可以从过去得到启示和借鉴、得到激励和鞭策,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石鹏飞说,从这些话里,他能听出仇和对于离开的遗憾和不甘心,“觉得自己的抱负没有实现,是一种孤独的离开。”

从此,仇和好像低调到了“尘土里”。霍泰安说,不仅在官方场合见不到,在报纸上也见不到,“有时候长期没他信息,我们经常猜测仇和是不是调出云南了。”

这种低调的背后其实是孤独。以前常跟随仇和一起视察的一位官员,去年在一次会展上最后一次见到他,“觉得仇和孤独得有点让人心痛。”

这位官员说,在视察江苏企业来昆明办的会展时,仇和基本不说话,都是别人说,他偶尔点点头。“比8年前老了很多。”上述官员说,“来昆明后,看着他的眼袋一点点变大,头发一天天变白,可以从他身上明显地感觉到失落和无奈。”

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后,仇和也曾想修复官场和媒体的关系。因此,他专门请到他特别欣赏的一位前明星官员――吕日周到昆明为他谋划。但此事因为他的犹豫而作罢,一如他在云南省委常委班子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上所说,“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2015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仇和对时下的反腐表示了赞成,他告诉在座的代表,“反腐好,只要按程序办,就不会出事,像我,就好好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按章办事。刘汉在出事前,想在昆明搞房地产开发,便找到白恩培。白恩培把刘汉介绍给了仇和,仇和礼节性地请刘汉在昆明吃了一餐饭,然后告诉刘汉,一切还是要按程序办,他无能为力,帮不上忙。

在政治岁月的最后,仇和终于学会了跟命运妥协。但留给他的,终究还是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