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三大语言功能 名家论点|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

【编者按】韩礼德(M.A.K.Halliday)教授是国际知名语言学家,是世界两大主要语言学派之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世界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和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学框架在当代世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在本文中,何远秀、杨炳钧两位老师就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对韩礼德教授进行了访谈。

采访者简介:

何远秀,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

杨炳钧,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

韩礼德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

——韩礼德专题访谈录

2015年4月23日至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国际基金成立大会暨第14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期间,我们利用会议间隙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M.A.K. Halliday)进行了采访,前后历时3天。韩礼徳先生于九十高龄之际回答了笔者事先准备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题问题,本文依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并针对每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给出了按语,最后对访谈内容的重要意义加以小结,以飨读者。

访谈者(以下简称“问”):在2013年卫真道(J.J. Webster)采访您的时候,您明确指出,自己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思想和方法。常晨光(2010)较早提到过这一点,而从卫真道的采访公开之后,不少学者都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李忠华(2013)、胡安奇和曾蕾(2014),以及何远秀和杨炳钧(2014),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韩礼德(以下简称“韩”):是的,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但我从未对外宣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有着很多种不同的理解,而且目前有不少人认为不值得研究和讨论,人们似乎对这一研究思想和方法不太感兴趣,你们所提到的这几个人或许只是例外,但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值得研究和学习,这也是欧洲语言研究传统之一。

按语:追溯韩礼德有关语言研究的思想史,就会发现韩礼德参与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Halliday 1993/2003)。按韩礼德自己的话说,他是自愿加入到这个组织的,并在这个组织中表现很积极(参见Martin 2013:206)。

该小组的其他核心成员还有杰弗里·艾里斯(Jefferey Ellis)、丹尼斯·伯格(Dennis Berg)、特里夫·希尔(Trevor Hill)、皮特·威克斯勒(Peter Wexler)以及简·尤里(Jean Ure)。

他们要建立一个关注非主流文化中的语言和语言变体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去殖民化运动,关注方言、口语和殖民地濒危语言,创建和发展民族语言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又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Neo-Marxist Linguistics),这是因为韩礼德创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初衷和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及语言学研究放置在社会语境中,以此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参见Martin 2000:92;王振华2013:1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取向还体现在把语言看作政治工具,强调语言的社会责任,把语言看作意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Webster 2011)等方面。

在对语言本质长达60多年的不懈探索和研究中,韩礼徳一直担负着作为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践行者的使命。正如韩礼德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参见Martin 2013:118)。

问:胡壮麟(1994)曾提到,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视,但在您所著的文献中从未见到您提及巴赫金,这是为什么?您认为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对您的语言研究有影响吗?如果说有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最初是间接的。在上世纪50年代,我曾接触到一些苏联语言学家的著述。具体地说,是在伦敦学习俄语期间(19451947)我了解了一些俄国的语言学研究思想。到了70年代后期,随着巴赫金研究的兴起,这种影响由间接变成了直接。

按语:俄罗斯语言学传统特别关注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等关系,也是前苏联开展的关注社会新事物、新现象的“语言建设”的产物(赵爱国2012:8)。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意识、语言与文化等关系研究历来是俄罗斯语言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自波捷布尼亚的哈尔科夫语言学派、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喀山语言学派时期起,就开始逐步形成优良传统,甚至在马尔的“语言新学说”中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其学理根基(姜宏、赵爱国2014)。

马尔学派有关语言阶级性的观点对韩礼德影响较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把语言的阶级性定义为宽泛的言语身份构建。根据胡壮麟(1994)的观点,在这一土壤里孕育出来的俄国语言学家中,应数巴赫金的语言学观,尤其是他的超语言学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最大,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李曙光(2008)也认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相容的。除巴赫金之外,就是梅卡尼洛夫(Meaninov)对韩礼德的影响较大。

后来,韩礼德(待刊)③回忆道:“我开始研究苏联当时的语言学研究现状,尤其是梅卡尼洛夫的研究成果。因为梅卡尼洛夫声称他要发展一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问:许多中国学者把您在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一书中提及的construe一词理解为认知语言学意义上的“识解”,但我们发现您在该书中对construe一词进行了界定,明确该词的意思应该是“建构”或“构建”。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倾向便是古德曼所倡导的建构主义思想。能不能由此概括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主要语言哲学思想便是建构主义的语言哲学思想,而这种语言哲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语言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之上?这能不能诠释您为何会花费大量笔墨论述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

韩:从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来看,这个词可以这样去理解。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建构主义兴起的哲学理据。但我不是语言哲学家,我只是一个语言学者,建构的思想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而不是哲学的角度去进行阐释的。当然,我并不否认或拒绝承认我对语言有一些语言哲学上的思考。

按语:2011年杨炳钧在给博士生授课期间,几位博士生坚称construe指的是“识解”,与认知语言学的“识解”就是一回事。杨炳钧对此并不赞同,于2011年就construe一词的理解问题请教麦蒂森(Christian Matthiessen),当时麦蒂森肯定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说construe一词指的就是“建构”。

他同时建议,可以参照黄国文与王红阳翻译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之初探》(2009)。麦蒂森的回答已经十分清楚,但总有人不大相信,一再质疑。

为了说服这些质疑者,专设该问题来进一步核实,同时设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要明确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否的确具有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建构主义观。韩礼徳的回答对此加以了肯定。

问:您在许多文献中都提及对您影响较大的语言学家,其中包括弗斯、王力、叶尔姆斯列夫和伯恩斯坦等。您最近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对我的语言研究的影响》(Halliday待刊)一文中谈到,弗斯的语言研究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思想。那么王力的语言研究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思想吗?

韩:我认为王力的语言研究思想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因为他注重语言实践,同时他也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按语: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都会表明或声称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来指导语言研究和实践,但今天看来很多学者仅仅是想表明一种政治立场,而不一定真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指导自己的语言理论研究与实践。

韩礼德在接受克雷斯等人的访谈时,曾谈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有着多源性,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罗常培和王力的语言研究思想;二是弗斯的语言观;三是前苏联语言学家的影响;四是布拉格学派的影响(Martin 2013)。

对于弗斯的语言研究思想,前面已有说明。对于罗常培对韩礼德学术思想的影响,韩礼德在早期文献中也有说明,他曾明确指出他的历史语言观“受到中国学者罗常培的影响”(Halliday 1985/2007:188)。

针对王力对韩礼德学术思想的影响,韩礼德曾多次提及,也曾有学者就王力和韩礼德学术思想进行过研究(如杨才英、赵春利2003)。如何评价王力的学术思想,无疑有助于探索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非常谨慎。当笔者在24日下午提出问题时,他犹豫良久,说容他考虑后再给予回答。答复是在25日会间才给出的。

问:在2013年马丁教授对您的一次访谈中,您提到您在中国西北一个工业合作机构工作,这对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在那段工作期间,您具体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韩:哦,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仍很有意思,但那不是一个政府机构或一个政府组织。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应该翻译成“工业合作社”。当时的中国工业因战乱、通货膨胀等因素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中国工业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主要是帮助中国抗战组织向海外募集资金。我的工作就是担任英语通讯撰稿人,协助向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募集资金。

按语:忆及这段时光,韩礼德很激动。他很高兴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段时光给他带来的幸福与收获。韩礼德于1947年来到北京大学,之后半工半读,在中文系学习汉语,同时在英语系教英语以维持生计,一年后获得汉语学士学位。

不久,他便获得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工作。他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是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而建立的国际性民间组织,目的是为了争取海外援助,筹集工合发展资金。该组织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

资料显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赢得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美国、英国、菲律宾还专门成立了支援工合的组织。1952年全国合作总社成立,“工合”组织因而停止活动,1987年在北京重新恢复活动。

“工合”一词在英文里代表着热情与奉献,难怪韩礼德在谈及这段时光时很兴奋。这段经历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国民党时期因战乱和通货膨胀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的灭顶之灾。

后来,当他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稳定货币政策、遏制失控的通货膨胀和杜绝腐败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后,对新中国人民政府产生了好感。他特别欣赏新中国推行的土地改革,认为这是中国后来持续繁荣的基础。这些经历成为他回国以后加入共产党的动因,并积极活跃于英国共产党语言小组的活动中(Halliday待刊)。

问:在《马克思主义对我的语言研究的影响》一文中,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体现在理论联系实际,并指出这也是为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今天发展成适用语言学的原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韩: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实践语言观,理论联系实际正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内容。假如人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对我的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提供了指导。宏观上,我总是认为理论应该服务实践,运用于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和某个实践领域。我最终提出了“适用语言学”来概括这个理念。

按语:在《马克思主义对我的语言研究的影响》一文中,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影响了他的语言研究、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均作了论述。比如,韩礼德反对二元划分,指出范畴类别仅仅是为了方便研究。2002年杨炳钧在出国访学期间曾有幸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聆听韩礼德的专题主旨发言,会议间歇寒暄过后韩礼德突然向杨炳钧提问:“Languagera中的ra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2000年在黄国文的带领下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一家网络公司合作,建立了域名为languagera的语言学网站,ra是research and application的简称。

韩礼德听了杨炳钧的解释后很认真地说,在他自己看来,研究与应用没有界限,研究中有应用,应用中也有理论探索,二者不可截然分开。当年选取该域名时仅仅考虑到尽可能与多数读者的认知更接近。韩礼德对一个简称都如此认真,他对概念范畴的二元划分之反对程度可见一斑。

小结: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取向值得语言学界重视,这对于落实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话精神,推动全党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乍起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研究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和方法论还能进一步拓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路径。

编者注:本文原刊于《当代外语研究》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