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最终会证明我无罪
肖思科先生,作为一个名人,要写什么“近况”,本来不是一件难事。只要迈开双脚到京沪等地实地调查一下,保准可写上几十万言,洋洋大观,精彩万分,也许又是一篇惊
世之作,而不是眼下这个陈词滥调、错误百出、不明法理的干瘪文章。这种货色却借无国界的互联网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当事人不得不也通过互联网出面澄清,以正视听。为了心平气和、不带偏颇情绪地回顾,本文特地冷冻了两年,到
06年才首次发表。 肖文中写道:“大部分服刑期满,由地方发给生活费,并按规定都交地方公安机关执行。”——不对,我自
81年8月回到上海家里,从未给我发过一分钱生活费。也没有按照中央办公厅
82年10月45号文,转发公安部党组、总政《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犯刑满释放后安置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到我的名字)“予以适当安置”。尽管文件中写道:“凡有工作、劳动能力的由当地政府人事劳动部门安排适当工作和劳动。工资待遇原则上实行同工同酬,最低不得低于
50元。有病参加公费医疗……。” 在秦城监狱曾给安排过许多工作,每天时间不长,我也愿意做,如:果园劳作、打扫卫生(曾到过陈伯达的房间,内有一张大地毯,特别是堆了许多线装书,十分眼馋)、洗衣服、补衣服,还曾在我的单身牢房里放一台缝纫机(是幼时母亲教我的)。但是出狱后却没有了工作,如果不是老父还有几十元退休金,并愿意收留,我早就受冻饿死于街头。尽管曾有北大英语专业的学历并从事过几年翻译工作,由于当时所有的单位都有人事部门把关,踏遍大上海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我。到处找零活,曾在冰库当搬运工、在公共浴室当服务员、到熟水站踏黄鱼车拉燃料、……。后来帮别人抄写,校对,转而与某些科研单位联系,承接他们的外发的外文技术资料进行翻译。直到
84年2月才有正常工作岗位(种种曲折另文详述)。在此,我不反对给吴法宪在济南盖小楼,发生活费,安排警卫等。但也应当给予起码的生存权利,不给安排工作,没收入,等于置人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