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昂立 熊丙奇:中国的大学排行榜需以公信立身

具有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可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大学、评价大学、选择大学,由此推动大学健康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当前存在中国校友会网、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10多个机构,它们推出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不同版本的排行榜互相“掐架”,还爆出“贿赂门”丑闻曾有大学校长公开爆料,说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5月24日《人民日报》)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各个高校,在办学时喜欢追求“高大全”,在评价办学成就时,往往也采取“数量指标”。这使得我国内地的大学排行榜,大多选择体现大学规模的指标,比如学生规模数、论文数、院士数、课题经费数等等。如果按这些标准,有30多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只有2000余名学生),可能连前500也进不了。

相比之下,国外大学排行榜所选的指标就科学得多。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新闻报道》大学排行榜,就包括新生选择性(有多少学生申请本校,录取率多大)、新生留校率(新生在求学一年之后有多少愿意选择留下来继续求学而不是转学)、教师资源率(有多少班级是20人一个班、30人一个班)、毕业率、校友捐赠率(校友捐赠母校的比例)等。

但这些指标,在中国可能行不通。一方面,我国根本就没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也没有自由转学制度,所以也就不能通过学生对学校的选择,来评价一个大学的教育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大学大多走“规模办学”路线,采取灌输教育方式,有的研究生班上课也达100人以上,更别提本科班级上课了;而在对待校友方面,一些大学还采取扣押毕业证的方式,来要求学生归还贷款,由此根本不可能把校友捐赠作为通行评价指标。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大学排行榜采用的数据,往往经不起推敲。这与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做得不好有关,由于高校信息不及时公开,排行机构使用的数据,就有可能是老数据,还有的则是“虚假数据”比如,统计显示,各高校公布的院士数相加,超过两院公布的院士数,原因是各校把兼职院士、多栖院士也作为全职院士了。

信息不透明,给“钱名交易”提供了空间。对于排行榜机构来说,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在收钱之后调整评价指标,甚至修改数据,并不是什么难事。

为此,有一些人士建议,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还不成熟,社会诚信环境不佳,不适应制作和发布大学排行榜,因此应该叫停所有大学排行榜。笔者对此并不赞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要淡化行政评价,推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大学排行榜作为社会评价而存在,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积极价值。对于大学排行榜制作、发布存在的问题,应对症治理,而不是简单地取消。

首先,应该规范大学排行榜的制作和发布。任何学者都可以研究大学排行,但却不能随意发布大学排行榜,大学排行榜作为一种“产品”,发布者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对此,应成立大学排行榜的行业组织,制订行业规范,要求所有排行榜制作、发布机构执行。

其次,大学排行榜应该在市场竞争中,以公信力立身,确立权威地位。与行政评价由行政许可获得权威不同,民间机构制作的大学排行榜的权威性,不是由自己宣传、炒作出来的,而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大学排行榜在制作发布时必须注重质量,选择符合大学办学规律的指标,采用客观、真实的数据,不能胡乱选择指标,更不能编造数据。

再次,应加大高校信息公开力度。我国的大学排行榜质量并不高,可有的却能长年维持生存,除了靠钱名交易外(或变相收取咨询费提高排名),就是因为教育信息不公开、透明,受教育者在选择大学时,很难获得有关大学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排行榜就成了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虽然其问题多多,但聊甚于无。

另外,对于各类排行榜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严肃问责,以纯净排行榜的市场环境。出现在排行榜中的“竞价排名”行为,本质上是商业贿赂排行榜由于事关学校的招生、声誉和领导的政绩,因此,发生在制作、发布中的“钱名交易”行为,应严肃调查,涉及刑责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从当前的处理看,虽然当事学校曝光排行机构有索贿行为,可司法机关并没有介入调查。

具有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不仅可以为自己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且,也可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大学、评价大学、选择大学,由此推动大学健康发展。这应该是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完善高等教育社会评价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