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华退二线 文革前“一线二线”制度 毛泽东为何要退居二线
第五个关节点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对“四清”、“五反”,毛泽东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但耐人寻味的是,在1964年8月5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在此之前,刘少奇虽然经常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但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正式做出过决定,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由刘少奇挂帅。即使是“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虽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完全放手让刘少奇主持,但也没有给过刘少奇什么正式的名义。
“由刘少奇挂帅”,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说法。虽然“挂帅”的范围只限定于领导“四清”、“五反”,虽然在决定让刘少奇“挂帅”后,毛泽东出于对“四清”、“五反”运动的重视,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这一运动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名义上有意让一线二线的分工进一步明确。
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一线二线始终是一种非正式的而且没有完全形成的制度。“文革”爆发后,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被打倒,这种非正式的制度也被废除。
一线二线制度为什么没正式化
毛泽东既然首倡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而且在“文革”前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又一直在实际上存在,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中央的一种领导制度,那为什么不对这种一线二线的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让它正式化呢?笔者认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毛泽东所说的退居二线,本来的涵义是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这两个职务,担任中共“八大”党章设立的党中央名誉主席一职。按照毛泽东在“八大”前后的设想,他退居二线的第一步是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第二步是在中共“九大”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担任名誉主席。
只有在辞去党中央主席后,他才算真正退居了二线。但由于后来“九大”没有如期召开,毛泽东没有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始终没有退到真正意义上的、他原来设想中的第二线,在此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对一线二线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规定。
第二,中共“九大”没有如期召开,这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辞去党中央主席,完全退居二线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一线二线的制度做出正式规定,那实际上会成为对毛泽东的一种约束,他要再回到第一线主持工作,就会变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改变了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的想法以后,毛泽东既希望中央最高领导层有一线二线的分工,能让他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同时又希望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不要限制他在认为必要的时候重新回到第一线主持工作。这一原因也使得中共中央不可能对一线二线的制度做出正式的成文的规定。
一线二线制度带来了什么影响
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其初衷有好的一面。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提出分一线二线,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
除此以外,他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考虑,即他在中共八大前后,曾设想过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这种一线二线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建立这种退休制度而设计的。
从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实际效果看,它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他在“文革”前十年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一线二线的分工并不是一种成文的正式制度,因此对一线二线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权责划分都不明确。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是“文革”前毛泽东和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由于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在不少情况下,毛泽东是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在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也当成搞独立王国了。
这种误解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权责不明确。这种误解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实施一线二线分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运作必须制定明确的制度,必须严格地进行制度化操作,必须有明确的权责界限的划分。如果没有规则,如果没有制度可以遵循,那么党内难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产生矛盾和冲突。
如果这种矛盾和冲突不能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理性的解决,那又难免影响党内的团结,进而影响国家的稳定。(彭厚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